44、20 年前的爭議
中規院教授宋啟林從北京南苑機場飛惠陽機場，卻遲遲等不到自己的行李。軍用機場開展民航業務沒有民用航空的管理經驗，竟把行李弄丟了。這可把他急死了，行李不重要，但裏麵有一份他一個月夜以繼日奮筆疾書的《深圳經濟特區總體規劃》手稿。這可是他和工作組近一年的研究成果。
回深圳，丟了魂似的宋啟林幾天茶飯不香，整天在房子裏走過來，踱過去，最後一言不發地歎著氣走回了隔壁房間，把自己關在小屋子裏開始埋頭苦幹。憑著手頭的資料和自己的記憶，又重新找回了總報告的思路與主要內容，終於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又一個五萬餘字的總報告。
1984 年，深圳市的決策者們開始規劃猜測城市未來規模，城市等級是按人口 數量來劃分的：50 萬～100 萬為大城市，100 萬以上則是特大城市。
1984 年10 月6 日，年近六旬的老專家宋啟林帶領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簡稱中規院）一行八九人來到了深圳。市政府拿出了三套園嶺新村底層三居室的空房，並專門撥了一輛麵包車給他們使用。根據合同，中規院用一年時間完成總體規劃，收取業務費30 萬元。這是中規院首次以收費形式開展城市規劃業務的合同，當年的30 萬元已是大生意，那是全院一年的事業撥款隻不過100 多萬元。
深圳在未來到底將發展到多大？海內外有無先例可以借鑒？如何在規劃中給深圳的未來發展預留出足夠的彈性？一係列的問題都需要規劃師們找到答案。要借鑒海外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的先例嗎？但當時菲律賓的巴丹、韓國馬山、中國台灣的高雄等開發區的麵積有的不到1 平方公裏，最大的也僅有幾平方公裏，人口規模不過數萬人。因此，並非都是成功的先例。
規劃師們最後達成了相對一致的觀點：一、特區規劃必須按城市標準規劃，充分考慮特區的相關政策；二、要摒棄中心—邊緣的傳統城市結構，賦予真正意義上更具有彈性的帶狀組團式城市結構。
帶狀組團式城市結構是這次規劃中最大的一個創意，保證了深圳城市各區域間既相對獨立，又緊密聯係。直至今日，深圳在城市空間上沿襲的仍是這一布局。盡管當時規劃師們已經意識到強大的空間結構適應性遠比預測城市規模更有意義，但城市規模仍是規劃中繞不過去的一個主題，怎麼辦？最後討論時，宋啟林開了口： “我們鬥膽按特大城市規模100 萬人以上來規劃，讓實際來驗證吧！”
隨後，大家的目光齊刷刷地聚集在了規劃項目領導小組組長、規劃大師周幹峙的身上，隻聽周幹峙胸有成竹地說：“就這麼定了。”
就此，在深圳經濟特區這個391.7 平方公裏範圍內，2000 年規劃人口達到110 萬人(80 萬常住人口、30 萬暫住人口) 的總體規劃確定了。後來，這個規劃獲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總體規劃一等獎。
對比今日1 400 萬這個龐大的人口數據，人們可以輕巧地指責1986 年版《深圳經濟特區總體規劃》確定的“2000 年常住人口達80 萬人”目標缺乏遠見，但實際上，早在1984 年、1985 年展開的那場關於深圳未來城市規模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人已經逼近了未來的真相。
1984 年年底，深圳已由過去的邊陲小鎮發展成了有40 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但特區內的人口隻有17 萬。當時的中規院工作組還有一個沒寫進規劃裏麵的驚人的推斷，到2000 年，深圳特區內完全有可能會發展到200 萬人。
這一推斷當時看來是一個天方夜譚。有人強烈反對說：“深圳南有香港、北有廣州，所謂特區，不過是1997 年香港回歸以前的過渡城市而已，最多發展到四五十萬人足矣。”
還有人沒有把話說出來：“在各方的壓力和絞殺中，深圳能生存下去嗎？哪來的特大城市？”
但市委書記梁湘卻是少有支持這個觀點的一個。
2000 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深圳特區內的人口為213 萬人。
1984 年，成千上萬的創業者湧向深圳，那些以後聞名於世的大企業家們行走在烈日下的深圳街頭，就讓我們用更多的筆墨來記住深圳的這位共產黨員、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吧。深圳的企業史上，應該有他的位置。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公正地對待曆史，公正地對待曆史人物。我們要為這座城市的每一塊磚頭記下標記，這座城市也不會忘記每一個為它做出過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