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最壞的日子
“那是什麼景象呢？幾千家公司關門倒閉，賓客盈門的酒店一下子變得門可羅雀，繁華的城市一夜成為一潭死水。光我們公司就跑了一半人，剩下的白天出去撿垃圾，晚上哭成一團：深圳完了，徹底完了……”多年後，一位當年的工程兵陳建光這樣講述“深圳1985”。
“工程兵罷工啦！”
1985 年11 月的一個晚上，積鬱在工程兵心中的憤懣終於爆發。
兩萬工程兵集體轉業以後，幾乎全部駐紮在竹子林。在政府劃給他們的這塊荒地上，他們斷除草木，搭屋建棚，好在有的是便宜竹子：竹杠為木梁和柱，竹篙為牆皮，油氈加竹葉為屋頂。一排排的竹棚被這些喜歡苦中取樂的“大兵”們稱之為“竹葉賓館”。
在竹棚裏睡覺，潮濕難忍，蚊子叮咬，蛇鼠出沒。1983 年9 月，一場台風襲來，胳膊粗的竹竿哢嚓一聲就折斷，一間間頂棚飛上天，一麵麵竹牆東倒西歪，沒有一間竹棚得以幸免。1984 年年初，一場大火將幾座“賓館”燒成灰燼。
其實，對這些已不是兵的“工程兵”來說，威脅最大的並非觸目驚心的台風，而是“在遊泳中學遊泳”的市場經濟的風浪。部隊改為公司，編製好變，“腦袋”可不好換，對內管理，對外交涉，施工作業都還是老一套。兩萬人，幾十個大單位，上千個小單位，陸陸續續就有些找不上活幹，一天沒工程，就一天沒收入，有些單位就變成兩三個月才能開一次工資。平心而論，原工程兵各單位，在管理技術等各方麵，與全國來的尖子施工隊伍比，在技術上確實是有些差距的，但比小市小縣民工隊總還是強很多。但“大兵”們哪個懂“市場經濟”? 哪個曉得競標的“技術”？哪個又敢給對方“意思意思”？於是大多數單位在競標會上都是連戰連敗又連敗連戰，最後不是拿人家不願拿的“苦”工程，就是吃人家的“二包活”。
1985 年，有的公司連續近半年沒工程，公司上下每人每月借支50 元生活費，不少人隻能每天喝完粥就躺在床上“壓床板”。為了維持家庭生計，工程兵們隻得自找出路。有人到火葬場幹臨時工，有人去外商開的酒樓洗碗，有人去給私人包工頭幹苦力……好多職工因營養不良或過度疲勞而虛脫，因為幹活時無精打彩，沒多久就被炒魷魚。一些職工家屬實在沒辦法，背著小孩到火車站要飯；有些生病了長期無錢醫治，還要拖著病體去市場上撿菜葉充饑，撿破爛養家。
其實，攬不到工程，不僅僅是工程兵們不懂市場經濟，不會“意思意思”，更主要的是大部分工程停建，已經沒有工程招標。
陳文鴻的文章引發的對深圳的“圍剿”猶如一場暴風驟雨突然襲來，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深圳經曆了一段最為悲慘的日子。
當時深圳麵臨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麵：
一是壓基建。這一年，按照國家的統一計劃，銀行貸款大麵積壓縮，深圳的基建投資，一下子被砍去了10 億元。投資壓縮，基建隊伍縮減。17 萬人的基建隊伍隻留下了9 萬人。
二是收政策。陳宏在《1979 ~2000 深圳重大決策和事件民間觀察》一書中曾列出如下數字：
國家對特區控製出口商品的數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83 年，由省、部、中央控製的出口商品129 種。
1984 年，由省、部、中央控製的出口商品152 種。
1985 年，由省、部、中央控製的出口商品244 種。
有心人一查，244 種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80 ％，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還多。244 種出口商品中，有一種叫螞蚱，是兒童利用課餘時間捕捉，出口香港喂鳥用的，也受到了限製。
對深圳來說基建之外打擊最大的，是特區按照省裏為香港服務的要求，建立的生豬、水果蔬菜、淡水魚和“三鳥”基地。蔬菜，每天生產1 800 噸，外貿隻收1 200 噸；塘魚，每天生產20 ~25 噸，外貿隻收7 噸；豬，每年生產53 噸，外貿停止收購；白鴿，每年生產80 萬隻，外貿隻收50 萬隻。省裏要特區1985 年出口香港活雞800 萬隻，深圳做了1 000 萬隻準備。然而，等生米做成熟飯後，有關部門又突然改變了計劃，隻準每月出口活雞15 萬隻。為此還專門派了工作組，坐鎮文錦渡海關，一隻一隻地數，多一隻也不準出去。
許多的特殊政策、優惠措施被收了回去。有一份新來的文件說，不論是三來一補企業，還是三資企業，都要“全麵實行”許可證製度。而且每簽署一份進出口合同，就要申請、領取一張許可證。這種許可證，隻能用一次，叫做“一次有效證”。 至此，那家9 個月就賺了4 000 多萬外彙的華絲印染廠，就沒有再敢接短期交貨的訂單，加工服裝隻能停產。他們說，一份合同一張證，光是辦證也來不及。再說去一趟北京，起碼10 天時間、500 元路費和旅店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