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
1861年11月8日，立冬後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風大作，寒氣驟降，塵埃彌漫，落葉紛飛，至後半夜方息，京城內外，頓時一片蕭索氣象。一大早，夜色未退，沿著從宣武門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擠滿了各色人等，甚至連兩旁酒樓茶市裏也人頭攢動，大夥兒紛紛踩著桌子蹬著椅子，翹首張望。這一天，顧命大臣肅順將被綁赴菜市口處決，誰也不想錯過這一曆史時刻！
名士李慈銘身染重病，高臥榻上，聽聞押解肅順之囚車過其門前，於是勉強起身出宅觀看，隻見“肅順白服，縛甚急，載以無帷小車。親屬無臨送者。更有甚者，街道兩旁路人莫不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弛赴西市觀之。”待到行刑之際，一直默默無語的肅順突然開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者所不忍聞。並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於無奈，“出紅差”的官吏隻得用鐵柄猛敲肅之雙膝，直至其雙脛碎折，方才跪地。劊子手趁勢手起刀落。
處決肅順，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師翁心存寫道：“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可憫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認為肅順“種種欺罔跋扈狀，真堪發指”。
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肅順這位權臣？
“鷹派”的發跡史
平情而論，肅順可謂晚清少有的“鷹派人物”。這隻猛鷲，擁有兩張麵孔。
肅順是位不折不扣的權臣。肅之發跡，很有些因緣際會的味道。肅乃宗室後裔，自然享有諸多特權，一出道便任職於侍衛處。不過，他早年秉性頑劣，“好為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嚴冬，（肅）順盤辮，反披羊皮褂，牽狗走街頭”，終日四處遊蕩，活脫脫一個“風一樣的男子”。也正憑借這貌似不堪的市井經曆，使他能“習知京師五城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麵，終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牘，經年能舉其詞”，故屢破大案，升遷頗速。到鹹豐即位，肅已坐到禮部侍郎這樣副部級的要位。隻是於官場混跡的資本——才幹僅占其一，出身、後台、時運也是硬通貨。肅順區區普通宗室一名，既非親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窩，實在難如登天。若按常規，再熬上二十載，至多混個正部級退休。
然而，上天卻格外給他打開了一扇通往權力巔峰之門。鹹豐登基後，一心求治，於是對軍機處領導班子做大手術。他先罷黜了誤國之臣穆彰阿，接著先後任命賽尚阿、祁寯藻為領班大臣。不過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難以應對內憂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鹹豐打破祖製，特命六弟恭親王奕入值軍機處。恭親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勢為之一新。然而看著老六幹得風生水起，鹹豐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勢。一年半後，鹹豐找個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職務，讓其回上書房讀書深造。繼之而起的文慶雖經驗豐富，卻很快去世，之後的領班大臣無論是彭蘊章還是柏葰，皆謹小慎微之輩，“事上以諂，接下以吝，耆利不學，若出一途，稍有事故，盡為盲癡”。
眼瞅著軍機處一幹人等很不給力，鹹豐隻得改弦易轍，轉而倚重宗室近支鄭親王端華和怡親王載垣。可惜鹹豐又看走了眼，這兩位也絕非濟世安邦之才，遇事多無主見。恰好端華是肅順的同母兄弟，載垣與肅順也是鐵哥們兒。這兩位親王自知漢字水平有限，執政能力不夠，而“肅順習漢文，又多知曆史風俗利病，遂合薦其才可大用”，於是聯合“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得到兩位“鐵帽子”親王力挺，肅順便扶搖直上，進入中樞。三人商議政事，通常是“端華之所為，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為端華所使”，最終“以肅順為主謀”。而對於這位“終極謀士”，鹹豐也逐漸對其“信任久而益專”，從而形成肅順獨被寵信，端、載二人“聽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獲取皇帝信賴，肅順還積極拉攏大員，延攬人才，發展自身勢力。如他力薦陳孚恩出任兵部尚書，扶植杜翰為自己門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進入軍機處，與穆蔭來往甚密。同時，肅順還多方吸納漢族幕僚。他常說：“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筆厲害得很。”於是他對待漢人恭敬有加，但對旗人“睚眥暴戾，如奴隸若”，甚至就連受賄，他也隻收旗人不收漢人，搞得整個旗人圈怨聲載道。也正秉此原則，肅順將王闓運、高心夔、郭嵩燾等名流羅致門下，俱為一時之選。
到鹹豐九年，一個以肅順為核心，包括端華、載垣、穆蔭、杜翰、陳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內的政治集團基本成型，他們或為心腹，或為羽翼，盤根錯節，遍布內外。
變味的“反腐”
肅順還是位嗜血無情的酷吏。初次麵聖時，肅順曾提出“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的九字治國方針，此亂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鹹豐認可。之後掌權，肅順果然展開了一波聲勢浩大的“打老虎”運動，不過反腐背後，卻掩蓋著其打擊政敵、排除異己的真實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