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著名的史學著作是陳壽的《三國誌》，也就是《魏蜀吳三國誌》。
陳壽（232——297年），字承祚，少年時從師於蜀漢學者譙周，攻治經史。譙周認為陳壽“必以才學成名”。陳壽在蜀漢時曾任觀閣令史，因不肯阿附權貴，屢被譴黜。蜀漢平定後，西晉的司空張華欣賞陳壽的才華，推薦他任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陳壽編成了《蜀相諸葛亮集》，上奏朝廷，後來又著述了《魏蜀吳三國誌》65卷。當時人稱讚他善於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當時也在寫作《魏書》，看到陳壽的《三國誌》後，自愧不如，就廢書不作了。張華讀了《三國誌》，也讚賞說：“應當把修撰《晉書》的事托付給陳壽。”於是推舉陳壽為中郎。但陳壽因遭人疾恨，被遷為長廣太守，此事未成。後來得到杜預的推薦，陳壽才被任為治書侍禦史，專門治史書。
陳壽的《三國誌》，包括《魏誌》（也稱《魏書》）三十卷，《蜀誌》十五卷，《吳誌》二十卷，是一部紀傳體的分國史，同時也是一部著名的曆史散文，以敘事精審、文辭優美著稱。
陳壽病逝後，尚書郎範頵等上表說：“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誌》，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如司馬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朝廷下詔命人到陳壽家專門抄寫了一部《三國誌》，存入朝中。
陳壽還著有《古國誌》50篇，《益都耆舊傳》10篇。《益都耆舊傳》是一部有名的方域史。後來曾在蜀漢任職的常璩，參考陳壽的《益都耆舊傳》，編寫了內容更加豐富的方域史《華陽國誌》。此書專寫巴、蜀、漢中、南中一帶的曆史，從遠古到晉代，如敘蜀即從蠶叢稱王寫起，很有價值，流傳至今。
東晉初建時，沒有設置史官。王導上疏請求“建立國史，撰集帝紀”，推薦佐著作郎幹寶為史官。幹寶奉命修撰了《晉紀》二十卷，記載了從晉宣帝到晉湣帝53年的曆史。《晉紀》體例簡略，文辭直而能婉，總結了西晉滅亡的曆史教訓，成為當時人公認的“良史”。幹寶還撰《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等。
此外，幹寶愛好陰陽術數，迷信鬼神之事。他搜集古今神祗靈異人物變化的故事，編成《搜神記》，以“明神道之不誣”。所以人們稱他為“鬼之董狐”。《搜神記》是中國誌怪小說的代表作。其中記載了一些民間故事，如《幹將莫邪》、《韓憑夫婦》、《紫玉》、《董永》等，都是流傳較遠的名篇。《幹將莫邪》被魯迅改為曆史小說《鑄劍》，《董永》為今天黃梅戲《天仙配》的最早藍本。
關於晉朝的斷代編年史，還有多家著述。其中孫盛所著《晉陽秋》，詞直理正，不加隱諱。桓溫見到書中關於枋頭一戰的記載，很生氣地對孫盛的兒子說：“枋頭一戰確實失利，但何至於如尊君所言。如果此史行世，可是有關君家門戶的事！”孫盛的兒子十分恐懼，連忙號泣請罪，還悄悄修改了父親的這段記載。孫盛聽後大怒，自己抄寫了兩本，寄存在前燕慕容雋那裏，表現出直筆作史的精神。
當桓溫企圖篡奪晉室時，習鑿齒著述了《漢晉春秋》，借史事裁正桓溫。全書記事起於漢光武帝，終於晉湣帝，共五十四卷。敘三國事，以蜀宗室為正統，曹魏為篡逆。至司馬昭平蜀，才稱漢亡晉興，意思是晉越魏而繼漢。當時學者對《史記》和後漢史也有研究和著述。蜀漢學者譙周認為司馬遷《史記》中關於周、秦以前的部分記載，有的采集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就寫作了《古史考》25篇，全部依據舊典籍，以糾正《史記》錯誤。
西晉太康年間，汲郡人不準，盜掘了魏襄王塚，從中發現了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數十車，這些古書竹簡被收入朝廷秘府，經和嶠、束晰等人整理，發現了書籍16種，75篇。這為研究中國古代史提供了寶貴的文物資料。西晉學者司馬彪根據其中的《汲塚紀年》，又對譙周的《古史考》作了考證糾誤的工作，其著述也流行於世。司馬彪還編寫了《續漢書》，有紀、誌、傳八十卷，記載了從漢世祖到孝獻帝200年間的曆史，以詳實著稱。
此後，東晉學者袁宏又以編年體的形式撰寫了簡明的《後漢記》，共三十卷，記載漢光武帝劉秀到獻帝劉協共198年的後漢史。這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史書要籍。
袁宏在當時以文章絕美著稱。他還著有《三國名臣頌》、《竹林名士傳》三卷、《東征賦》等文章。他寫作的《東征賦》，附帶列舉稱讚了過江的諸位名賢人物。這還引來了不少麻煩。桓溫見賦中沒有他的父親桓彝，很不高興。有一次他遊山歸來，特意叫袁宏與他同乘一車。當時人們都替袁宏擔心。桓溫問：“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為何不稱讚家君呢？”袁宏回答說：“尊公的稱謂不是下官敢獨自作的。”桓溫還不相信，又問：“君欲作何辭？”袁宏答道：“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桓溫這才滿意了。
《東征賦》中也沒有提到陶侃。陶侃的兒子胡奴竟然抽刀逼問袁宏：“家君勳績如此，君賦為何不提？”袁宏在窘迫之際，脫口成章：“我已盛述尊公說：‘精金百汰，在割能割；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怎麼能說不提呢？”胡奴這才罷休。
袁宏的《東征賦》也有述史的性質，為此引出麻煩，這也說明當時人們重視借袁宏文筆以揚名的情形，以及秉筆直書的不易。
蘇蕙
蘇蕙是位有名氣的女詩人。她的丈夫竇滔在苻堅的手下任秦州刺史，因罪被徙流沙。蘇蕙十分思念丈夫，就在織錦上織出了《回文詩》（也稱璿璣圖），贈給遠方的丈夫。據說全詩共841字，文辭淒婉，縱橫反複誦讀，都成詩句，後人推求其意得詩7958首。蘇蕙也因為這首絕妙的回文詩揚名後世。
魏晉名士多談玄
玄學是魏晉時期流行的社會思潮。玄學以《老子》、《莊子》和《周易》為經典，主要探討有無、本末、動靜、言意以及自然與名教的關係等理論問題。玄學的創始人是何晏、王弼。何晏（190——249），字平叔，是曹操的養子，著作有《論語集釋》、《道德論》、《無名論》等。王弼（226—249），字輔嗣，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他們都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德而不存者也”（《晉書·王衍傳》），最早提出了“貴無”的主張。他們所謂“無”，就是“道”，是不具有任何物質屬性的觀念形態，是先於物質世界而存在的宇宙本源。而天地間的具體萬物都是從“無”產生的。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學說。何、王還試圖援老入儒，把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合起來，主張名教出於自然，宣傳“以寡治眾”、“君主無為”的政治主張。
玄學“貴無論”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魏末正始年間，封建王朝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傾軋、爭奪權力的鬥爭相當激烈。不少名士都產生了畏懼禍患的心理。何晏就有詩感歎“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王弼試圖通過注解《老子》、《周易》等著作的形式，為曹魏王室提供一種以“自然”為基礎的治平之道，同時也為保全自身性命和人格找到理論依據。
正始末年，司馬氏政治集團假借“名教”，為其篡奪朝政服務。一些虛偽儒士也謹守名教，排斥異己。於是，竹林名士阮籍和嵇康有感於現實，公然宣稱“名教”與“自然”是相對立的，“自然”高出於“名教”。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則在日常生活行為中表現出毀棄禮法、純任自然的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向秀（約227——272年）通過《莊子注》，發明新義，大暢玄風。他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萬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遙。向秀還有《秋水》、《至樂》兩篇沒有注解就去世了。郭象（？——312年）也是一位好老、莊，能清談的人物。他將向秀的注釋稍加整理，補注了《秋水》、《至樂》兩篇，又變易了《馬蹄》一篇，合成了標名郭象的《莊子注》。當時人推崇他是“王弼之亞”。郭象宣揚萬物皆“塊然自生”，而無所待，否定“無能生有”；還主張“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之分也是“天理自然”的體現。這就拋棄了阮籍、嵇康抨擊“名教”的立場，而把玄學變成了為“名教”辯護的工具。
玄學理論的發展大體經過了以上三個階段，從何晏、王弼到阮籍、嵇康，再到向秀、郭象。
玄學理論的盛行，對於西晉、東晉的名士風度以及社會風氣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清談玄理成為名士交往的重要話題；談吐玄虛簡約也成為受人推崇的風度。例如阮鹹的兒子阮瞻，因為發言簡約，就被推薦做了官。一次，司徒王戎問阮瞻：“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阮瞻不加思索，口出三字“將無同”。意思是說“莫非相同”。王戎聽後覺得有理，歎賞了許久，當即決定辟他為司馬掾。人們稱之為“三語掾”。
東晉的朝臣也都崇尚玄虛之言。會稽王司馬昱即後來的簡文帝，在太和元年（366年）任丞相後，就把善於清談的人物王濛、劉恢待為座上賓。孫盛寫作了一篇《易象妙於見形論》，拿來給司馬昱讀。司馬昱馬上請來殷浩攻難此文。殷浩一時無法駁倒孫盛。司馬昱就很有把握地說：“請劉恢來，自能製伏他”。果然，劉恢與孫盛相互抗答一番後，孫盛被駁得理屈辭窮了。在坐的人都佩服司馬昱的預見，拍手大笑起來。
劉恢也以能清談而自負不凡。桓溫曾經問他：“會稽王清談有長進嗎？”劉恢答道：“雖然有很大長進，還屬於第二流”。桓溫又問：“誰是第一流？”劉恢大言不慚：“故在我輩”。劉恢死後，孫綽為他作誄文，竟然稱讚他“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清談時必備的一種工具叫麈尾。許曾作《白麈尾銘》，稱這種麈尾“君子運之，探玄理微”。所以人們也稱清談為“麈談”。名士們對於麈尾是十分愛惜，隨手不離的。
一天，殷浩與孫盛相聚。倆人一邊吃飯，一邊清談。孫盛每說到激動之處就情不自禁地使勁兒甩動麈尾。結果麈尾的毛抖落到了飯菜裏，倆人隻顧口吐玄虛之言，竟然忘記了吃飯。王濛39歲時得了重病，他在燈下轉動著手中的麈尾，看了又看，不禁歎息一聲：“如此人竟活不到四十。”他死後劉恢就把麈尾放置到了他的棺材裏隨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