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人板橋先生的日本原名是鈴木一郎，日本大阪人。
一八七五年之前絕大多數日本人是沒有姓的，可以說，日本人有姓到現在不過是一百多年的事。明治三年（公元一八七零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國民，均可起姓”的決定。可是竟然沒有多少人響應，於是，政府不得不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年）頒布了強製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這就是說，鈴木家姓氏曆史充其量也就是到鈴木一郎的爺字輩了。
起先，大王家對隸屬朝廷的許多氏按與自己的親疏、血緣遠近、功勞勢力大小，分別賜予“姓”，隻是表示地位、門第、職務的稱號，類似爵位。鈴木一郎的爺爺隻是一個販菜的小商，位卑人賤，有姓無姓無關緊要，隨便整個阿狗阿貓之類的稱呼就可以了。
古有“倭國”、“扶桑”之稱的日本，自漢武帝以來已經與有姓氏的中國正式交往了，至隋唐時期，兩國友好關係繼續發展，但他們在姓氏方麵卻沒有效仿中國。他們可能認為姓氏是大國子民的象征和尊嚴，與日本這個小國庶民是不相匹配的。
自從那個令人心碎的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號稱天朝的大清王朝，對外戰爭的主旋律省下的就隻有一個詞了：挨揍！但雖說挨揍是大清，但經常感到疼的，卻隻有清政府。
比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殺到哪裏，好奇的圍而觀之的大清庶民就會經常地緊跟到哪裏。如此奇特景象，也無怪英國政府會那樣堂而皇之的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解：我們隻是替他們的老百姓去教訓了一下他們的清政府。為啥會這樣奇特，歸根結底還是教科書裏那句話：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得人心。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雖說舉國麻木依舊，但清政府終究知恥而後勇；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一群洋務名臣自強求富的大聲疾呼的口號震天動地，賣力地大張旗鼓的建造號稱亞洲第一的漢陽鐵廠和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師。
但是如此，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無論是海戰還是陸戰卻是齊刷刷地一場名副其實的戰敗，實實在在的到了舉國沉痛的境地：甲午中日戰爭。這場戰爭輸的是一塌糊塗，這樣的形容也不為過。它不但使朝廷一片嘩然，民間更是哀鳴不已，哀莫大於心死，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貼上老臉跑去日本馬關屈辱求和：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因俄德法幹涉未得逞）、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並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中國被日本活生生地狠斬了一刀，從此日本也擠入了列強行列。肉痛更是心痛。
禮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清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就像一個漂亮的孩子玩起了漂亮的裝飾和動作，卻是在防君子不防小人，卻忽視那個鄰居家的醜陋的犬養孩，它早已窺視已久了，就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爾後氣急敗壞的猛撲上來。
漂亮的裝飾和動作被撕爛被扭曲了，結局肯定是不堪入眼的。輸了賠錢割地無話可言，大清皇家的私房錢對大清子民而言更是無話可言了。
公元四世紀末，日本的大和朝廷把日本列島南部的許多小國統一成為一個國家，其政治統治的基礎是氏姓製度。以大和朝廷的大王(即後來的天皇)為首的，掌握著中央政權的貴族與隸屬於朝廷的小國國王之間建立了有血緣關係的集團，這些集團稱之為“氏”，一個“氏”也就是一個貴族世家。
在日本戰國時期，大阪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從一五七零年開始，織田信長(日本曆史上戰國三傑之一)和石山本願寺之間爆發了長達十年的石山會戰，最後兩者講和，盡管信長退出了本願寺最終還是燒毀了本願寺的建築。
一五八三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在舊石山本願寺的土地上修建了大阪城，之後統一了全日本，從而真正意義上確立了日本民族為大和民族。
中國大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發動了對明朝藩屬國朝鮮的侵略戰爭。大明三十年不上朝的第十三任萬曆皇帝朱翊鈞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排眾意堅持出兵平定，得勝後以《平倭論》昭告天下，其中一句話：“跳梁小醜雖強必戮”，使得全天下中國人揚眉吐氣。
島人倭寇輸了，以傷亡十萬，被趕出朝鮮；大明傷亡六萬理應要日本割地賠款，泱泱中國的大明朝卻沒有這樣去做，覺得為幾塊小地幾個小錢不值得去大張旗鼓，顯示出了寬容和大度。但是，未來世界好像也應該形成一種慣例：愛挑釁的跳梁小醜們打輸了就要被割地賠款。
然而，之後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強大了現代了卻依舊去霸占、搶劫、掠奪、殺戮。作為一個自詡為優等的島國民族，就應該知道和承認資源缺乏是一種合理的顛撲不破的自然事實，就應該做到萬眾一心排除萬難向深海向宇宙去索取資源，欺詐和欺負具有共同命運的地球人隻是一個劣等民族的所作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