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多資多彩的中國繪畫藝術1
上古繪畫
1．史前繪畫的書畫同源特征
中華民族發源區域中的繪畫是繪在原始陶器表麵或者繪在地麵、牆壁上的作品，它們屬於距今五六千年之前到距今一萬年前新石器時代中定居的原始農業社會中的遺存物。在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人們發現了廣泛存在於繪在原始陶器上的紋樣與具有繪畫性的圖形，甚至在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原始社會遺址中，還發現了繪在地麵上的人物形象。通常將這些陶器稱為“彩陶”，而將繪在地麵和牆壁上的繪畫分別稱為“地畫”與“壁畫”。當代考古學的研究成果表明，這些原始時代的以某些固定方式繪製的圖畫已出現了不同的風格，它們是考古學中判斷某些不同地域、不同時期文化類型的主要標誌之一。黃河流域地區，以黃河中遊和中上遊的仰韶文化與馬家窯文化中的彩陶繪畫最為典型、最為著名。仰韶文化主要分布於河南、陝西、山西等地的黃河流域地區並延伸到山東、河北、甘肅等省的部分地區，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從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出現，並以各種方式遷延了三四千年，對中國後來的繪畫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馬家窯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青海地區的黃河流域地帶，它的發生與繁榮時期略晚於仰韶文化，其彩陶繪畫風格似受到仰韶文化的波及與影響，它們同樣以鮮明的風格特色形成了幾個不同時期的各種類型，亦遷延存在了數千年。在黃河流域的彩陶繪畫中，種類題材相對集中在魚、鳥、蟲、獸與人這幾個方麵，以魚的題材最多，也最普遍，鳥、蟲、人麵的紋樣也出現不少，這些形象大多描繪得生動而簡約，似乎隻能標誌出它們各自分別屬於鳥、獸、蟲、魚、人的“身份”，而並不能判斷它們各自所屬的種類。而在它們各自的描繪中，形象雖然隨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總體描繪上與形象特征上又極為統一，特別是其中的魚紋，可稱之為中國原始繪畫的造型表率。在這些眾多的彩陶器物中，出土於西安半坡與陝西臨潼薑寨的《人麵魚紋盆》與出土於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舞蹈紋盆》皆是舉世聞名的原始藝術珍品，是東方繪畫早期作品的代表與早期風格的體現。如果從繪畫獨立的發展角度來看，其中畫得最為精彩的一幅當推1978年出土於河南省臨汝閆村的、繪在一個巨大陶缸上的《鸛魚石斧圖》。這件大約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晚期的作品，幾乎可當成一幅獨立的繪畫來欣賞，它無論在造型上、布局上以及設色上，都代表了中國原始繪畫的水平，並展示了中國畫在形成階段中的基本特征和總體追求。
既然畫畫是給人看的，那麼繪畫上所反映的，正是在特定條件下人們觀看對象時所得出的認識結論，說穿了這些問題的症結還是中華原始文明給人們創造了怎樣的眼界和目光。
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在導論中已經做了明確的敘述，在這種生存狀態下長期活動的人們，不但形成了特殊的觀察事物的方法，而且能通過和平的交往找到共同認可的記誌這種觀察結論的方式，形成了一種社會共通的“人和”之文明特征。從觀察事物的方式來看，由於被采集對象多是靜止並且極少偶然出現的，因而人們可以從容地、反複地觀看對象，甚至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從不同地點、不同角度觀察對象的發展變化，比較對象之間的差異，並可以參照自己以往的視覺經驗或者對照別人的視覺經驗來判斷對象表象與實質間的聯係。和平的交往又促進這種視覺方式向趨同方向發展，使觀察結論易於成為一種社會共同承認的文化觀念。因此，這種視覺所作出的判斷結果，並不像瞬間發現獵物那樣隻憑單眼瞄準時的偶發性直覺，而是一種並非由一時一地的視覺經驗所形成的認識結論，是一種有時間與空間運動參與的視覺方式，是一種自覺不自覺地汲取他人經驗而反複比較思考獲得的理性認識的綜合產物。彩陶上的繪畫，其形象正是在這種視覺觀念下創造的。盡管這些繪畫題材多樣、品種不同，但它們卻有統一的造型特征。總的來講，這些對象雖有一定的確定性，但卻並不因囿於某一特定的角度如實記錄具體的某一個對象，而是通過對同一類對象的特征、動態作多次感受，將得到的綜合印象，憑記憶做出把握和總體描繪。例如，在描繪魚的頭部及尾部時，多從側麵觀察而畫成三角形與剪刀形，以利表現其眼、嘴和尾部的形態，而在描繪魚的身體時，為了要表現遊動的鰭，又多從背上俯視觀察，畫出身體兩旁劃水的鰭來。在描繪這些對象時，特別突出它們的動態與表情，為的是表現出它們的生活狀態。例如，在描繪動物時，特別重視鰭尾、鰓嘴、毛羽、腳爪、肢節等部位的描繪，強調這些部位的動態；在描繪人或動物時注意眼睛和嘴的刻畫，使神情特別生動。從《鸛魚石斧圖》中的描繪上，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從記錄這種觀察結果的方式，也就是基本繪畫方式上來看，由於定居與和平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中華民族從文明形成之初就可以選擇一種統一而簡單的方法，去記錄這種統一認識方式下的觀察結論。實際上，中國古陶器上的原始刻畫符號便已經是一種以“點”和“畫”的構成來表達某種含義的複合符號了。漸漸地，這種點畫成了人們描述各種事物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手法，最初的繪畫也不例外，直到現在，我們還將漢字的基本筆法稱之為“畫”，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書畫同源”的理論是極有見地並包含著很深道理的。反複地“畫”便成了“塗”，這是原始繪畫中主要的設色方法，古代便把這種手法稱之為“繪”。“繪”和“畫”便成了中國原始繪畫最基本的手法，彩陶上的繪畫其手法亦不外乎如此。一種是用單色平塗，一種是用線劃勾成。有時二者兼用，勾勒塗色，“繪”“畫”皆用。直到現在，我們還將其稱之為“繪畫”，可見從原始時代開始，這種中國畫的基本特征已形成並被恒穩保持著。從《鸛魚石斧圖》中也不難看到這一點。由於有了這樣的觀察方式與表述方式，因此，在最初形成的並未分化的各種文化記錄中，繪畫具有更多的觀念形象之特征而並非狀物之產物。明白了這些，便不應該再用其他民族文化所導致的觀察方式和表述方式來要求和評判中國繪畫了。
中國曆史上有關繪畫產生的種種傳說和記載，雖然實際上隻是一種文化對自身的解釋，但也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以上所指出的那些特征來。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河圖洛書”的故事，即是《易》中所載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世多將其附會地解釋成圖畫是由龍背負著從黃河裏出現的，文書是由龜背負著從洛水中出現的。實際上這簡單的記載，正是指出圖畫與文字一樣，都是產生於遠古黃河流域地區農業生產的需要，是從對河水的觀察記錄中總結出來的。另一個有影響的傳說是“倉頡造字、史皇作圖”，將書畫的發明權歸於傳說中的人物身上。但是不少記載認為，史皇即倉頡，他是黃帝時代的史官大臣，他在“仰觀天象、俯察地物、近睹鳥獸之跡”中而以各種筆畫創造了文字與圖畫，傳說中他是具有四隻眼睛和超常智慧的人物。我們已無從稽考史皇的存在與否，但僅就這個傳說本身，也有力地揭示出了中華民族在創造原始文字和繪畫過程中的共同淵源。那對自然的反複觀察，那不局限於一人雙眼的觀察方式，那以鳥獸印跡作為基礎筆畫的記誌方式，都在這個傳說中闡述得明了清晰，這正是對書畫起源的最好解說。
2．青銅時代圖畫的發展
正因為最初創作繪畫與最初創造文字一樣，都是為了用“圖”來記錄人類對事物的認識及對規律的揭示，因而，中國繪畫才從一開始就受到特別的重視，它們關係著整個民族的生存大計。在開始出現原始文字和繪畫的相當長一段時期中，雖然它們共同擔負著圖符記誌的任務，但由於繪畫較為自由，可以在較多方麵發揮其記誌功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文字更為重要，上古時代最重要的官員之一是掌管圖籍的“司圖”，而在漢語中，至今仍將書籍泛稱為“圖書”，可見這種影響的深遠。當中華民族從史前的原始社會邁人“有史以來”的文明社會時，這種影響便充分地展示出來。約從公元前21世紀開始，中國夏朝打破遠古社會中的禪讓體製，建立了子襲父位的家傳王朝，曆史上出現了世襲王朝的統治社會，文化作為記誌的基本手段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在夏、商、周三朝相繼共約2000年的統治中，繪畫作為圖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特別重視並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時古文字雖然已出現並作為記誌符號逐漸被使用，但它們主要局限於旌表紀念等方麵的記誌中，從甲骨文到青銅器銘文均大抵如此。大量與天時、地理、人事有關的記錄還必須靠繪畫的直觀性特點才能更妥善地表述。專製王朝必須建立統一的思想，建立統一的思想必須有賴於統一的政策法典。於是，便於直觀接受的繪畫大行其道，成為統一思想的有力工具，繪畫也因此成為某種統一的政治要求下較為恒定的記錄方式。政治目的導致的廣泛使用，一方麵使繪畫出現在一切可以繪製圖像的地方，無論是城池宮室的牆上地麵，還是各種衣飾器用的表麵，無一不施以各種繪畫；另一方麵還使繪畫的題材更趨於集中，處理各種題材的造型方式更趨於統一，無論是何種題材，其描繪都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漸漸統一成一定的式樣，以便簡單明了地傳達某些特定觀念，完成一定的政教目的。據中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左傳》記載，夏代將各方的風物以圖像描繪出來，在鍾鼎等器物上將各類紋樣鑄造下來，是為了使老百姓有明確的是非標準與推崇貶謫的判斷原則，指出“鑄鼎象物”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由於年代遠久，畫在建築物與器物表麵的圖畫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大量鑄造在殷商青銅器上的紋樣，不但表明了當時繪畫的普遍功能，也展示了在那種繪畫目的之下造型向著固定紋樣與裝飾功能發展的履跡。大量的動物形象繼承了原始社會中繪畫所要描繪的那些重點部分，如獸類的頭、角、眼、嘴，鳥類的羽、爪，魚的鱗、尾，蟲的軀體等，都是突出描繪的部分，使得後來的人們對這些紋樣有一種獰厲神秘的感覺。隨著紋樣向定型化發展，繪畫有了越來越確定的崇高地位，到了周朝，繪畫上的各種形、色的規定，已成了社會最重要的禮儀規則之一。繪畫與工藝的結合，使得繪畫能按不同的工藝門類進行劃分，周朝已經按不同的門類以及不同的工藝專業劃分繪畫的類別，設置管理的官員。《周禮》中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劃分不同等級的繪畫原則與不同類別的繪畫內容。這時的色彩、材質以至題材與描繪方式，都已形成了一定的製度，成了“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繪畫亦用來記述各種曆史人物或事件，用來描述各種海異山靈，成為了社會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相傳孔子見過周朝宮室廟堂中各種繪畫而大為讚賞，認為這是周朝重視文化的表現，也是其所以強盛的重要原因，因而他感歎道：“鬱鬱乎文哉!吾從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