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財富良心
◆“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這是形容人窮困潦倒時的無奈心境。發達了呢？就一定要“為富不仁”嗎？難道不可以讓財富和良心結親嗎？
北大教授周其仁：中國企業家最欠缺的是“信用”
企業家的警覺
好的企業家，他會有一些警覺性，也許講不出很多道理，但他會知道，內心告訴他：我在碰一個危險的東西。
香港很有名的、把中國大陸紅籌股做起來的、十年裏跟歐美同行殺過一場的投資銀行“百富勤”，它死在什麼地方？就在一件事情上：進了印尼，總統的女兒要求幫她融資，中間有個“過橋貸款”，投資銀行是靠自己的信譽幫你去組織融資，一般不會拿自己的錢去墊，但是百富勤，它是亞洲型的，亞洲是“領導權威”，很可怕，總統的女兒，你給她墊5億美金，小事情嘛，哐！進去了。兩個禮拜以後，印尼幣貶值。這就是一口氣呀，上不來，百富勤就這麼死了。
通過欠社會來為社會做貢獻
企業家是通過對社會所欠來為社會做貢獻的。人家為什麼讓你欠？有一條要相信：不要認為普通人很笨。因為很多做鬼的人他老是認為普通人很笨，凡是信這個信條的人最後要被淘汰，因為人家的錢雖然很少，但因為那點錢對人家很重要，他不會上了這個當再上別人的當的，上了當的信號會在社會上留下來的，這個信息現在沒有被很好地收集，但未來一定會被很好地收集。
信用體係就是在企業家的野心之間拿社會資源去做分配。我想做很大的事，他也想。為什麼他做成了？社會資源為什麼彙集到他那去了？就跟他的行為有關。一個守信的企業家，非常重要的是他能獲得更多的去欠社會的機會，包括資金，包括人才，也包括其它的資源。
中國的企業家應該跟國際上的企業家一樣，他身上發揮出來的味道是告訴社會我錢不夠用：我老是欠，我要跟銀行借，我要跟股東去融。
所以不要認為企業家是有錢之輩，企業家有錢就會麻煩，行為就會偏離出發點。你既然錢財不夠，就要用社會資源，要使用社會資源就一定要講信用。
不跑的船長
我始終覺得史玉柱的故事蠻好，歐洲人非常講capital(船長)在美國這個職位現在還令人尊敬，船長最重要的行為，是沉船的時候他不跑，你看泰坦尼克號那個船長，我覺得在那裏看到的最感動的是這一幕，不是男孩女孩的故事。船長是不走的，雖然他可以走。企業在商場裏肯定有折的時候，總會有陰差陽錯，總會有過不去的坎，你怎麼樣？你先跑了，你身家性命不敢拿出來。我怎麼找來的，我怎麼也要還，我不能留下欠人家的東西沒還的記錄，直到生命結束。就需要這點精神。
現在中國垮的公司這麼多，capita1很少，沒有看到這個船長精神。你守信，在你困難的時候經濟上就會有一些支援，這口氣就斷不了。所以這樣你並不吃虧，在做生意的時候，總會有現金。那根線很細總會要斷，守信與不守信在這個時候就知道它的價值了。守信的，上海人講的，“一句閑話”；不守信，牟其中也算夠厲害了，一圈一圈最後那個坎過不去了。我倒不是成敗論英雄，因為中國規模很大，你可以蒙很長時間，這是我們信息披露製度不好，我們沒有習慣做生意信用調查，慢慢完善以後，從長期生存檢驗來看，像牟其中這種現象，機會應該是越來越少。
生存檢驗是非常無情的，當然你也可以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可以信這一套。要看各位預期怎麼樣，你覺得你的生命足夠長，而你的想法還足夠大，那我覺得選擇守信的策略是一個比較優的策略。
遇到最壞的情況，你是不是有一點船長精神，把榮譽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我想這個精神對優化中國商業環境肯定會有影響。
東方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宏偉：企業家應該怎樣講良心
講良心是做人也是做企業家的基本準則
中國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特定時期裏，價值觀是不一樣的。今天我們要麵對全球跨國公司，麵對他們的競爭和合作，可能也要麵對兩種道德觀，兩種價值觀。不管是我們本土化的還是西方的，這個遊戲規則裏邊有的是法律約束的，你必須遵守的，有的是法律之外的，靠我們自己來評估。
比如，職業道德，如果沒有一個法律體係來約束，還有多少職業道德可以講？如果說沒有法律來約束每個人，我們還有多少人在講良心呢？
我覺得良心這個東西，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因為你不講不行。還有一個你自己內心感到慚愧，你覺得這樣做不公平、不公正。歸納起來，我覺得我們要對我們做的每一件事負責任，不管是你賣產品還是你從市場上拿了錢。大家會用鈔票投你的信譽票，這是對你的真正評價。如果大家能夠相信你，把錢交給你，那你首先就要追求它的價值的最大化。
不管對投資者、對社會還是對家庭，都應該負起最起碼的責任，至少在你的良心標準上，在你的價值觀上都能有交待。我覺得道德和法律，與商業規則，有統一的一麵也有對立的一麵。統一的時候好掌握，對立的時候你怎樣去把握？這是你應該在良知上來進行評判的東西。
你覺得這樣做對或不對，你用你的價值觀來衡量。可能你認為現在不對，我欺騙了某某人，但是你知道，你在那個階段是追求價值最大化，財富的最大化，財富多了，有那個實力了，你回過頭來覺得我欠社會或者老百姓的，你可能要研究怎麼去還賬。我還歸納到馮侖的那句話，你什麼時間欠了什麼賬你自己清楚，你今天不還，明天也得還上，這就是你做人的基本準則。
我們要麵對全球跨國公司，麵對他們的競爭與合作。哪些東西是我們應該永遠保留的？哪些東西是我們必須引入的？怎麼找到一個對接點，讓兩種文化、兩種市場相互融合？靠規則。包括法律法規的約束，也包括道德的約束。
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得了不該得的錢總是會吐出來的
我講一個我們自己的例子。由於我們幾兄弟在四川做飼料發展得比較好，1993年我們就到上海投入500萬建了一個飼料廠，到1994年希望飼料在那裏也打出了名氣，來搶運飼料的船就在長江上排到幾公裏外，而且要28天才能拿到飼料。
這樣的情況持續到1996年，市場開始稍微有一些疲軟。這時上海公司銷售部提出，因為飼料不好銷，應該降低價格，但是原料價格居高不下。結果他們提出來是不是把質量做差一點，我們的總經理認為我們是名牌，好銷，所以就真的把質量做差了。結果中間商占了大便宜，農民遭受了損失。
春節過後，市場報複了我們，上海公司的飼料從1萬噸一下跌到1千多噸。之後我到上海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認為我們透支了無形資產，賺了不該賺的錢。
我在內部開會說，我們要向農民謝罪。我們沒有原罪，但這個罪我們有。我們把所有的飼料價格都放在盈虧線上，與農民共同渡過難關，為此我們在華東實實在在付出3000萬元，到9月份，生產量又恢複到1萬噸。
這件事說明，一個企業要想長期地在社會生存下去，要想健康地成長，它必須有社會責任感，它不能過分投機。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間當然會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如果我們企業家把這個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機會上麵，而忽略了對社會的承諾，那麼這個企業是做不長的。不管現在多麼紅火，它是做不長的。
目前中國社會進入了市場經濟，既然要加入WTO，那麼就應該回歸到本質上去。那麼這個時候機會就不會太多了。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家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抓機遇的同時，更要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培養自己的人才。從這方麵下功夫，你就不會太浮，不會不道德地去獲取更多的錢。獲得這些錢，到時會吐出來的。
對於史玉柱，實際上我很早就有預感，覺得他可能會再起來。現在大家評價他會不會還錢，其實在1998年年底，他就告訴我他一定要還錢。我說你怎麼還？他說準備在江陰做實驗(推廣腦白金)，然後到無錫，如果能成功，就去上海做，然後遍布全國。後來我看到他果然沿著這個模式走過來。這說明他已經非常謹慎，非常認真地對待資本。
史玉柱曾經問我，“這個巨人的牌子還能不能用”？我說肯定能用，但是得等到你重新把你的腦白金做起來，重新做到幾個億之後再用。因為現在你失敗，市場不相信你。但是當你重新做起來那是不得了的。那是真正的巨人。所以那個時候他非常認真地去完成原始積累，後來又非常認真地去還錢。
所以我認為史玉柱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家，而且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因為成功有它的偶然性，但是成功、失敗、再重新站起，則確實是非常少見的。他的成功不在於他原來的成功，而在於他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研究史玉柱，對我們的民營企業有非常大的借鑒作用。它的意義不可低估。
女企業家張樹新：投資良心還是投資財富？
我想提幾個問題。假如企業家的財富隻能來自良心出賣，或者說你的生存環境如此，那麼良心與財富什麼關係？你選擇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資本積累的血腥，但是如果(在原始積累階段)你說財富其實沒有良心，那時候人家會說你“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所謂知識分子與財富聚斂者的矛盾，我想這個矛盾在全世界都發生過。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人在講良心？是賺了很多錢的人坐在這兒講良心，那麼問題出來了——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是什麼關係？其實企業家並不是財富惟一的擁有者，有很多財富與企業家無關，比如英國貴族的財富，全世界最大的財富還在哥倫比亞最大的毒品家族裏。但是在財富與良心之間，這些人是怎麼平衡的？假如我們這個階段的價值觀都是笑貧不笑娼的話，那麼就沒有財富良心的問題了。財富就是一切，財富可以買來一切。
納斯達克狂跌，全世界．COM惟一沒有跌破招股價的就是李嘉誠家族的TOM．COM，他們的．COM招股價是1．78元，現在是2．1元(大家知道搜狐當初的定價是4元)，為什麼他們把招股價定到那麼低？因為當時李嘉誠說了一句話：我做這件事情不是跟風，我是讓香港人賺錢，因為香港人在過去回饋了我很多。股票發行當天漲到18元錢，這個錢不是李嘉誠賺了，而是香港人賺了。所以到今天為止，他們沒有罵李嘉誠。那麼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一個已經掌握財富的企業家，他的良心投資、財富投資與他未來有怎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