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肯的傳記作家珍妮特·亞當·史密斯覺得應該將巴肯的一些公開的情報活動與任何可能涉及秘密情報的活動區分開來。她對巴肯直接參與秘密情報活動表示懷疑，但巴肯的兒子約翰·特威茲穆爾非常肯定地說他父親參與了特務活動，盡管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證據。珍妮特也承認，由於巴肯頻繁地與雷金納德·霍爾爵士接觸，那他了解許多秘密情報活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諜報活動是由TE勞倫斯和奧布裏·赫伯特這一對極有魅力的人前往庫特執行的秘密任務。
秘密談判
1915年7月，拿下納西裏亞之後，英國軍隊占領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南部地區，這意味著此戰役的原定目標已經實現——將土耳其人從阿瓦士趕了回去，並在底格裏斯河附近將他們打得一敗塗地。這樣，英國在波斯灣的油田就安全了，威望又在各個方麵得到了充分的恢複。遺憾的是當他們攀上成功的頂峰之際，其他問題又出現了。英國軍隊受到食品短缺、疾病蔓延等問題的困擾，而且炎熱的夏季和當地人的不合作使英國士兵們的體力嚴重不支。印度遠征軍司令尼克鬆將軍在應該後撤休整部隊的時候，卻決定向巴格達進軍。受驕傲自滿情緒的驅使，加上得不到來自印度的明確指示，他決定繼續進逼，尤其是在印度許諾——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諾言——提供食品、運輸工具、醫藥用品和增派援兵的時候。1915年11月，英國軍隊在巴格達城外的特西豐戰役中嚴重受挫，湯森德將軍——指揮官之一率部隊被迫撤回庫特。這時湯森德將軍犯了錯誤：他決定駐守該城，抵抗土耳其人圍攻。
當一條救援船不僅未能衝破封鎖線，而且還被繳獲時，形勢更加惡化了。於是要派人去完成一項同土耳其人談判投降的絕密使命。陸軍部提議派奧布裏·赫伯特前去談判，TE勞倫斯上尉——在更多的場合裏被人們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也從阿拉伯局借調出來助一臂之力。赫伯特覺得通過中間人進行談判不妥，因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他知道土耳其人看重榮譽，在這種情況下，湯森德將軍應該較為明智地直接與對方談判。不幸的是在猛烈的圍攻下將軍變得很不冷靜，於是，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4月29日，奧布裏·赫伯特。“阿拉伯的勞倫斯”和武裝司令部的情報組長比奇上尉三人開始了同土耳其的談判。他們卷入的冒險活動是值得巴肯記錄下來的，也確實啟發他寫出了像《綠色鬥篷》那樣的小說。
赫伯特·勞倫斯和比奇被蒙住眼睛，“手拉著手朝壕溝走去，不時碰撞在他人身上和拐角處的牆上，令人難受的汗水直往下淌”。他們走出壕溝時，蒙在赫伯特眼睛上的手帕已成了一塊“繃緊了的濕布”。當他們終於收住腳時，發現接見他們的是軍隊指揮官之一——貝基爾·薩米·貝。貝基爾體魄強健，且快活有趣，他盛情款待了他們，拿出了緊缺食品、咖啡和酸乳酪。如赫伯特所述，他十分誠懇地問，還有什麼他能做的。
我們坐在那兒，渾身冒著熱汗。他對我們說，他非常熱愛英國，現在依然如此。當我們走時，我說，他讓我們“開了眼”，我們揚了揚那塊蒙眼濕布，隨乎放入自己的口袋。他大笑道：“不，不，既然你們選擇了軍人這一殘酷的職業，那你們就不得不再蒙上它走幾英裏路。”
雖然赫伯特為庫特的戰俘談成了幾條寬大的條件，但協議很快被破壞了，因為土耳其人對戰俘進行了搶劫，體罰，還讓他們挨餓。結果死亡人數達百分之七十，盡管有一陣子官方試圖掩蓋事實真相。
青雲直上
巴肯發覺創作驚險小說可能是減輕他目前工作壓力的最佳辦法了，但問題是現在他一直”浮”在上麵一聽不到“漢內”的呼聲了，情報部門裏連“一般的爭吵”也沒有：而有的大都是名符其實的勾心鬥角。沉悶的權力走廊裏連一絲清新的空氣也吹不進。巴肯的工作直接由首相勞埃德·喬治負責，但他現在難以與首相取得聯係。1917年9月，他無法忍受無謂的爭論、毫無意義的封鎖和難以與首相接觸的現狀，請米爾納以戰時內閣成員的身份出麵幹涉，將他的部門置於他能直接聯係的領導人之下，從而改善互不通氣的狀況。米爾納立即作出了反應：愛德華·卡森爵士，另一位內閣成員受命代表內閣對方針政策進行把關，而巴肯仍然負責行政工作。事實證明這一變動並未給工作帶來多大方便，巴肯覺得自己仍然被關在門外。最後，情報部成立，並接管了這一部門的大部分工作。這樣，情報部部長就可以在下議院裏支持該部門的工作了。對敵宣傳局在莫思克利夫的領導下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比弗布魯克被任命為情報部長。巴肯當上了情報局長，從而進一步深入了理查德·漢內的世界。
巴肯對比弗布魯克頗有好感，為此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很忙，但發覺工作十分令人滿意。比弗布魯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學。總之，我的日子比去年過得自在多了，因為我現在得到了許多幫助。”
原先當宣傳局長時，巴肯不是一個一直受人歡迎的人，尤其是常常遭到反動報紙的攻擊。“宣傳”一詞在許多人眼裏還是說謊的同義詞，他花了很大力氣，試圖說清楚宣傳工作的重要意義。巴肯確實想把英國的國情以及戰況告訴美國、被統治國、中立國和本國人民。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第一次委托軍隊畫家赴前線寫生和派遣攝製組拍攝戰鬥場麵等，然而新的工作充滿詭詐。戰後某年的一天，巴肯和他的兒子威廉在皇家咖啡館共進午餐，驀然他停住了手中的刀叉，打量了一下四周，說道：“一些情景忽然重現在我腦海裏。這地方使我回憶起一些十分有趣的往事。我經常化名斯圖爾特上尉在咖啡館樓上的一間房間裏會見某些人。”戰爭結束前，作為情報局長，他的工作充滿了神秘色彩。奈查爾·韋斯特透露，巴肯還是軍情五處的新聞聯絡官，這一職務是軍情五處處長弗農·凱爾替他安排的。不過，情報局長的職位大概也能享有這些權力。但珍妮特·亞當·史密斯認為，巴肯忙於行政工作和為TA納爾遜撰寫《戰爭偉史》，根本無暇參與具體的特工活動。
戰後，他在政治上青雲直上。1927年至1935年他是代表蘇格蘭大學的保守黨議員，1933年至1934年是蘇格蘭教會的高級專員，1936年被封為榮譽爵士，1939年被封為埃爾斯菲爾德一巴肯的家鄉一的首位特威茲穆爾男爵，同年被任命為加拿大總督——這是上帝的安排，因為巴肯將他的全部熱情與智慧都投入到這份工作中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與羅斯福總統建立了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關係。
間諜遊戲
威廉·巴肯對漢內和《三十九級台階》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覺得這很可能是第一部有關“內奸”的小說。巴肯必須在一般的環境中形象地反映邪惡，但他對人性和人性戰勝絕境的能力有著堅定的信念。不過，威廉·巴肯相信他父親童年時代所受的宗教熏陶，使他覺得有必要時刻保持警惕，時刻意識到邪惡隨時會抬頭。
巴肯覺得自己塑造的間諜在玩一場氣勢恢宏的遊戲，以善克惡，給權力狂和國際罪犯一個漂亮的鉤拳，盡管這是老一套，但他的主人公像無拘無束的中學生，仍然十分放肆地玩著遊戲。他的間諜從來不對英國情報機構的道德問題提出疑問——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崇高的組織。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一書中，當布倫基羅思對漢內說以下這段話時已強調了這一點“我對英國的情報機構懷有敬畏的心情。無論如何蒼蠅是不會叮在上麵的。它有一張精致的大網，遺憾的是上麵有一個破洞，我們的任務就是補織這個洞。”巴肯對邪惡的看法反映在1937年出版的評論奧古斯都皇帝的書中，他將處於上升時期的意大利人墨索裏尼同古代羅馬獨裁者相比“文明的外殼經磨損多次而變薄，已聽得見下麵原始之火的低語聲。政府的許多原已被接受的原則再次被廢除，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大間實驗室，發育未全的狂熱分子在對不可預測的力量進行試驗。”
實際上，盡管巴肯身居高位，但他的情報工作受到了官僚主義的束縛，也受到互相扯皮的幹擾和與決策者缺乏溝通的影響。難怪他有時候會羨慕理查德·漢內的自由自在。
約翰·勒卡雷
最重要的間諜活動
50年代後期，加入軍情五處，接受過各種各樣的間諜技術培訓，1960年調入軍情六處工作。最初的掩護身分是英國駐德國波恩使館上等秘書，後又擔任了漢堡的領事，曾幫助有價值的東德情報人員逃離蘇聯的控製。
20世紀50年代後期，當戴維·康韋爾加入軍情五處時，羅傑·霍利斯局長因涉嫌出賣情報，而受到懷疑。雖然當時康韋爾並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級軍官之間存在著猜疑和憎恨。正當軍情六處全力對付“基姆·菲爾比事件”時，最優秀的校官之一喬治·布萊克因向俄國人出賣情報而被判處42年徒刑。同時逍遙法外的安東尼·布倫特作為女王照片的保管員不僅享受著這一職位給他帶來的榮耀，而且因獲得爵士稱號而沉浸在喜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