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約翰·勒卡雷 1
約翰·勒卡雷是戴維·約翰·穆爾·康韋爾的筆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鎮普爾。他的童年動蕩不定，充滿傳奇色彩，專製的父親羅尼沒有給他帶來多少歡樂。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詭計多端的父親的陰影之下。羅尼是一個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韋爾在1980年接受《觀察家》采訪時對米裏亞姆·格羅斯所說的：
他是個樂天派。他的開銷總是兩倍於他的收入。他是個幻想家，也許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歡使用好幾個化名。很多人都覺得他有些不可思議。小時候我大概也是這樣。我們兄弟倆發現自己常常過著一種既像百萬富翁又像乞丐的生活。
康韋爾5歲那年，父親因犯詐騙罪被捕入獄。不久，母親奧利夫也離家出走，直到戴維20多歲時才與她取得聯係。戴維與他的兄弟很快明白，與他們原先以為的完全相反。他們的父親根本沒有錢。在經濟上他們一直過著騙人的生活，經常發生賬單未付、傭人工資拖欠的事，羅尼過去一直幹著偷稅漏稅的勾當。他想入非非，謊話連篇。他還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風流韻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錢的情人也很多，這使本來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經濟來源更加枯竭。為了繼續假冒貴族身分，孩子們必須去私立學校讀書，為此，祖父母替他們付學費，讓他們進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區的聖安德魯預備學校。但後來當他們依賴於父親不穩定的收入時，他們便不得不轉入公立學校。康韋爾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個賊，在這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層社會裏不受人歡迎，並深刻意識到，父親的抱負猶如流動的沙灘，他們的一切就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樣，康韋爾在充滿敵意的環境裏忍受著童年的孤獨，這種環境無論對他日後成為作家，還是充當間諜來說，意義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觀》雜誌上，懷著與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憶道：“我從小就過著一種自我封閉的生活，說話極不坦率；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敵占國，因為家裏發生的一些事情實在太令人震驚了，我不敢讓外人知道。隻得以一種偽裝的麵貌出現在眾人麵前。”他渴望成為真實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韋爾許多孤獨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爾·羅奇身上。羅奇是1974年出版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一書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預備學校當學生時，感到自己無論是在勞動，還是在遊戲方麵都表現得非常無能，即便是校內日常生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鋪床和疊衣服他都幹不好……他還為父母親離異的事而責備自己。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價值。孤獨和困惑不時襲上心頭。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聖安德魯預備學校，康韋爾初次嚐試了文學創作，他描寫了一匹勇敢而又經驗豐富的賽馬，但靠它贏得勝利的騎師卻是個卑鄙無恥的家夥，他在他的馬鞭裏裝上了大號鉛彈。小說完稿後他說服學校的文書幫他打了出來，後來被校長知道了，他大為惱火，厲聲對康韋爾說：“這種拙劣的文學作品你想寫是可以的，但必須自己掏錢請人打字。”不過，在聖安德魯學校他還是受到了良好的啟蒙教育。由於經常搬家，兄弟倆也不得不經常轉學。這種動蕩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韋爾養成了追求個人享受的習慣。他會在寢室裏想方設法占據最佳床位，他會留心尋覓最多情的女郎，他會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與廚師建立起友好關係。
與此同時，父親羅尼也沒閑著。他開辦了數十家沒有任何資本的公司。50年來他不止一次破產，但他從不吸取教訓。他先後有過三個妻子，數十位情人，還有許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們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犧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顯得很有身分，這對一個騙子來說，是再理想不過了。他在切爾西有一套公寓，在傑明街設有許多辦事處。他有好幾輛漂亮的轎車。他雖然沒有任何現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麼合同都簽。
整個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時期，康韋爾都是在父親的監視下度過的。父親搜查他的房間，拆看他的郵件，通過電話分機偷聽他的電話，試圖將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閉專製的世界裏。作為一種反抗，康韋爾也對父親進行反監視。他常常翻看羅尼的私人書信文件，搜查他的開司米套裝、駱駝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記。他學會了躡手躡腳地走動，因為他注意到父親做事從不弄出聲響。他在家裏成了一名雙重間諜，他既替父親監視別人又監視父親。羅尼擁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東西。他有數個藏身之處，一千必需經常溝通的社會關係網絡，用於賄賂的資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報員。他編造謊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種身分。麵對審訊，他也拚命抵賴。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報員一他一共有四個孩子。這些情報員非常聽話，會定期去向父親的眾多債權人說“支票已彙出”。羅尼對孩子的管教很嚴，“希望把我們的生活提高到一個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準。”他出生於一個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從未吃過苦。“然而他堅持認為自己受到了虧待，以致這成了他追求一種不僅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的生活的理由。”離開聖安德魯預備學校之後，康韋爾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學校繼續求學，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韋爾在舍伯恩學校過得很不愉快，因為學校靠懲罰來維持秩序。戰爭使學校的教職員工銳減，各種文化設施遭到破壞。體育活動成了衡量學生成績的最高標準。在這種過於偏頗的教育氛圍下，校方向這些不幸的學生們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即他們的前途在於為帝國效勞。當時隻有13歲的康韋爾，對這種如此狂妄的推斷大為反感。他逐漸覺得學校的生活越來越無法忍受了。終於在他16歲的時候，他開始逃學了，拒絕返回這所培養奴才的學校。經過說服，羅尼終於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學讀書。羅尼一定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去那兒求學至少在麵子上講得過去。他在伯恩大學呆了一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德語和瑞士語，當然，日子也過得很勤儉。這期間他訪問了柏林。戰後的德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國崩潰後的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