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他應征入伍，在奧地利的英國占領軍內服役：由於他精通德語，被分配到情報部門工作，在那兒他參與對難民營裏的流亡者的審訊和安全檢查。這使他第一次接觸了有心理障礙的對象，也使他熟悉了當時約翰·賓厄姆正在從事的諜報工作。康韋爾後來在約翰·賓厄姆手下工作過。兩年後，他的服役期滿，康韋爾回到英國。盡管他不夠資格，但他還是擠進了牛津大學的林肯學院，學習現代英語。
然而在1953年，由於父親又慘遭破產，大學二年級的康韋爾隻得停學，極不光彩地離開了林肯學院，因為他無力償還欠款，他不得不在米爾勒爾德公立學校教了一年書，直到羅尼替他湊足了錢他才返回林肯學院。在米爾勒爾德公立學校教書期間，康韋爾又遇見了一位有心理障礙的對象，一個差點釀成悲劇的孤獨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內的維多利亞式壁爐前，等待著學生們上床睡覺。這時一個年級長奔進來說，有一個低年級的學生企圖自殺。康韋爾懷著極度不安的心情；中向樓梯井，仰頭望去，隻見一個戴眼鏡的矮胖男生抓住樓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開玩笑。假如他從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的話。那必死無疑。幸好在他爬上樓梯頂之前一名學生已將他救了下來。這位自殺未遂的學生後來承認，由於自己不會鋪床，不會安排時間，不會自學，所以認為自己不適合在校學習——事實上是認為自己不配活著。這件事在康韋爾的心靈上引起了強烈的震撼，對他後來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塑造比爾·羅奇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韋爾返回林肯學院後，他的導師維維安·格林(他曾當過舍伯恩學校的牧師，是勒卡雷僅有的幾位朋友之一)準許他推遲交納學費。作為對他導師的報答，康韋爾於195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在牛津大學期間，他與皇家空軍高級將領的女兒艾的森·安·韋羅尼卡·夏普喜結良緣。
康韋爾離開牛津大學之後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觀》上所述：“我對困擾我的事情特別感興趣，這是巴甫洛夫觀點的最好體現。我希望在伊頓公學研究他們的文化，或著說接受他們的文化。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頓公學找到了一份教授現代語言的工作，並全身心地投入了進去。他以前從未接觸過英國的統治階層。他承認這段經曆“可能比其他任何經曆更為深刻地影響了我以後的作品”。他不喜歡他的學生，不僅批評他們言談舉止的方式，而且譴責他們對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學校所遇到的更為固執的偏見。老伊頓學生參政意識都很濃。康韋爾在伊頓公學教書期間，就有十多人是內閣成員。不久發生了“蘇伊士危機”，這一事件促使康韋爾和其他的一些年輕教師寫信給《泰晤士報》，以說明他們與內閣中的老伊頓學生的所作所為毫無關係。安東尼·艾登對這種造反行為十分惱火，於是派出外大臣約翰·霍普勳爵前往伊頓，向教師們解釋采取蘇伊士行動的理由。這一反應確實令他們高興。
雖然康韋爾對上層階級始終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他承認在某些方麵伊頓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訴《聽眾》的記者邁克爾·迪安，“處於全盛時期的伊頓是進步的，開放的，不僅適應性強，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補充道：“伊頓使我對犯罪以及虛偽的天性不再陌生。而這兩種東西在外交界並不少見，隻是表現形式不同。“1958年康韋爾離開伊頓之後，成了一名插圖畫家，但是從事這一自由職業的時間不長。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畫家，尤其擅長於畫鳥。他替馬克斯韋爾·奈特的《會說話的鳥兒》一書中畫過插圖。這本書於1961年出版。”
天才間諜
奈特在軍情五處裏負責反顛覆工作，是個老資格的領導，當時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韋爾很有天資，特別是特工人員所需要的那種極強的觀察能力，於是勸他為情報機關工作，康韋爾竟也爽快地答應了。
康韋爾認為無論是作家還是間諜都需要觀察能力，他記得LP哈特利說過“別把我單獨留在你的書房裏,否則我一定會看你的信件的。”康韋爾覺得自己不會做得那麼過分，但他知道，作家腦子裏負責觀察和記憶的方式與用於從事諜報活動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諜報工作需要敏稅的洞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一樣，寫作也需要這些東西。康韋爾早就認識到，一個出色的間諜是由腦子的靈活性、創造性、反應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辯的本領所構成，而他在這幾個方麵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因為父親給了他很大的影響。作家在構思小說情節時，恰恰需要的也是這幾個方麵。童年的家庭環境、學校的生活、伊頓的那段經曆,特別是父親羅尼，使他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間諜世界”裏。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轉學，使康韋爾開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奧秘。假如他揭開了宇宙的奧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隱藏在瘋狂的世界背後的真實麵目。正是這個瘋狂的世界構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康韋爾的學生手冊裏有這樣一句含有貶義的話語。但康韋爾認為，這個世界要比他們的美好。7歲那年他讀了一篇由GA享蒂寫的短篇小說《誌願兵奧斯卡·丹尼》，這篇主要描寫一位勇敢的少年偵察員的故事，使他產生了在德國行刑隊麵前英勇就義的強烈願望，幾星期以後他對別人講，他父親在情報機構工作，並且補充說父親目前正在接受訓練，很快將被空降到德國。很難說?歲的康韋爾對羅尼真有一種直覺，但無疑這是一個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韋爾剛被奈特錄用時，內心充滿了期望。那時他已結婚，自認為已是成年人了。盡管他對自己的潛力有著強烈的意識，但他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才能使他獲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點他是明確的，就是他願意像他過去常常搜查父親的抽屜和衣櫥，尋找了解父親神秘生活的線索那樣，深入地了解自己國家的潛意識，發現它的秘而不宣的動機。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時報》的采訪時，他說：“我渴望獻身，我渴望發揮我所有的個性特點和才能。一個三心二意的人是幹不了大事的”。他感到驚奇的是，那些所謂的情報專家，竟不理解想當特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誘惑力，“以此作為高人一等的途徑，作為超然於生活之上而不是參與生活的方法，作為逃避現實的場所，否則我們會視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歡冒險的強者，而是我們這種沒有秘密組織的幫助，一天也無法麵對現實的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