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使命
但一旦進了軍情五處——後來又調到軍情六處——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發現“一群人互相詢問神秘的世界在哪兒”。康韋爾是在情報機構內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騙而造成內耗的背景下涉足諜海的。他很快察覺到了同事中間存在著互相猜疑的情況。那些了解內情的人詭秘地暗示，安東尼·布倫特是個叛徒，他的暴露隻是個時間問題。康韋爾始終不相信羅傑·霍爾斯是個敵方間諜：確切地說，他不相信“他會是個工作不稱職的人……失敗的小說家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便稱他為叛徒，並利用輕信謠言的報刊來進行這方麵的宣傳。成功的小說家可能不受特務機關的歡迎，但他們比那些失敗的小說家可靠”。
康韋爾直言相告，他在斯邁利三部曲中稱之為“馬戲團”的情報部門純屬虛構。而且康韋爾曾經呆過的那個庸俗不堪的軍情五處，現在也已不存在了。
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內部有一些人，也許為數還不少，是同性戀者，但這些事與康韋爾的背叛理論沒有聯係。這些以社會等級為基礎的精英們控製著英國特務機關，康韋爾認為這些人對國家構成的威脅很大。
1960年，戴維·康韋爾離開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工作。他最初的掩護身分是英國駐波恩使館的二等秘書，後來又擔任了漢堡的領事。一些前情報人員透露，康韋爾去德國之前，在英國的一個諜報訓練基地接受過強化訓練，在那兒他從駕船無聲登陸技術到最尖端的密碼技術和顯微照相技術，無所不學。很可能那次強化訓練為康韋爾描寫薩拉特一赫特福德郡的一個苗圃，在那兒“馬戲團”的新人員接受訓練，老特工人員接受任務一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國，康韋爾發覺自己非常討厭外交方麵的社交活動。但身處要職，能使他了解許多事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償因素，於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時期，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危機不斷——柏林牆事件，豬灣事件和阿登納(1876—1967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總理(1949—1963)主張西歐聯合對抗蘇聯)政府的垮台等等，負有使命的康韋爾在處理這些棘手事件時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務，是向國內報告西德政治形勢和陪同西德高級代表團訪問倫敦。這兩方麵的任務使他有機會私下會見英國內閣成員和高級官員，詳細了解英國政治體製，並為他後來構想情節複雜的“馬戲團”的陰謀活動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建造柏林牆的時候，軍情六處要他及時報告事態發展的情況，並幫助有價值的東德情報人員逃離蘇聯的控製，這是一項有風險的任務。
叛逃西方的譯碼員
這時，康韋爾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寫作了。他在最初的兩部小說《召喚死者》(1961)和《出色的謀殺》(1962)裏，塑造了一個日趨成熟的英國間諜，名叫喬治·斯邁利。康韋爾承認他與斯邁利之間有著一層奇特的關係，因為斯邁利不僅在年齡上與他父親相仿，而且無意之中被描寫得有點像他父親。
50年代後期，在英國最出名的驚險小說家當首推伊恩，佛萊明。詹姆斯·邦德曆險的書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當時人們普遍擔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邦德在同蘇聯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中，成為一帖理想的鎮靜劑。佛萊明傳遞的信息是，英國仍然能成為強國。但康韋爾憑借他所獲得的涉及上層社會動向的第一手資料，則認為英國已經衰敗。從某些方麵來看，《召喚死者》是對邦德超常的男子氣概做出的一種反應。康韋爾討厭邦德，稱他為“最高級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聽眾》的采訪時他否認這樣一種說法：
誰說《召喚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說?
那是胡說。當時我沒精明到能做這樣的事。我寫我了解的串，寫我在柏林目睹的緊張形勢。我從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擷一些用得著的素材。周圍有許多報紙可供我看。
斯邁利與邦德迥然相異，正如他妻子在《召喚死者》中所言，斯邁利“平凡得令人驚訝”，實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溫和，他似乎把一大筆錢花在一些極不合身的衣服上。”斯邁利的主要誌向是研究晦澀難懂的17世紀德國文學，並願為此貢獻畢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斯邁利離開了情報機構，從而能有時間關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學從事學術研究。1947年他被情報機構召回。康韋爾塑造的一些人物與許多真實的事件有聯係。譬如《召喚死者》中把斯邁利重返諜報工作崗位的原因說成是：“由於渥太華的一位年輕的譯碼員提供了不少情報，所以，需要一批有斯邁利那樣經曆的人”。現實中的那個譯碼員名叫伊戈爾·戈讚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並提供了蘇聯向英國情報機構滲透的情報。他還在這部小說裏多次提到了核能間諜克勞斯·富克斯和唐納德·麥克萊思。
斯邁利和康韋爾一樣，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兩人在政治觀點上尤為接近。正如康韋爾在1980年2月對《觀察家》所解釋的那樣：
(斯邁利)參與反對蘇聯的戰鬥確實是一種理智的行動。我認為我們倆的立場是一致的。他覺得投身於反對任何“主義”的鬥爭是表示了一種姿態，這種姿態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因此，如果說得體麵點就是一種攻勢。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愛的天性擱置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