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約翰·勒卡雷 2(1 / 3)

第八章約翰·勒卡雷 2

發瘋的世界

這裏,我們再次看到羅尼的影響。“他”行騙,引人誤入歧途:甚至以一家人的生命為代價,換取他自己的,或者說他們的虛假形象。

1963年康韋爾第三部長篇小說《冷戰諜魂》出版。這部小說給他帶來了聲譽,從而促使他離開了外交部,成為一名專業作家。他在《冷戰諜魂》中注入的激情,遠比前兩部小說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羅尼的可恥行徑扭曲了的個人生活,在他的創作中激發出了一種少見的特質。他也承受了政治壓力,在使館裏他不斷收到電文,警告說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康韋爾承認《冷戰諜魂》是一部充滿抱怨的小說,與佛萊明的小說完全不同。“我是說這個世界,通過報紙意識到,有大量陣線不清的冷戰專家、叛徒、間諜和越境分子存在著。文學奉獻給讀者什麼?這個壯實的伊頓公學校又似乎確實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個棉花糖形象。”

對比之下,《冷戰諜魂》的情節更多地涉及諜報活動的道德準則。在這一段裏主人公亞力克·利馬斯,為了逃脫敵人的魔爪驅車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這場間諜戰中也遭追捕,她就這一職業的道德問題指責了他:

“這是戰爭”,利馬斯答道,“它輪廓鮮明,而且殘酷,因為它規模小,距離近。我承認有時殃及無辜者,但比起其他戰爭來它根本算不了什麼——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輕聲說道,“你沒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試圖說服自己。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太令人驚駭了。他們先是竊得人們的仁慈之心,包括我的和那些被他們利用的人的,然後利用人們的仁慈之心去傷害和殺害人,就像他們手中的武器那樣……”

“哦,莉茨,”利馬斯急切地說,“看在上帝的份兒上請相信我。我恨這一切。我已厭倦了。可是這個世界已經發瘋,整個人類已經發瘋。我們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可是到處都一樣,人們上當受騙,被引入歧途,遭槍殺,被投入監獄,整批整批的人,甚至整個階層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殺害。”

康韋爾寫最初三部小說時意識到自己已不再適合外交部的工作了,就像他早些時候意識到自己不再適合伊頓公學的工作一樣。他堅持業餘創作。這至少在表明自己擁有一份自由,在追求自我的統一。《召喚死者》是他在從格雷特米森登到倫敦的外交部的途中,用一本本筆記本寫下的。《出色的謀殺》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後寫於波恩的。《冷戰諜魂》是受到興建柏林牆的啟發,而一氣嗬成的。這三部小說全是他在早晨上班途中完成的,所以,在《冷戰諜魂》脫稿之前,他至少已經明白,寫作是可以充實他日常生活的一種消遣。康韋爾認為《冷戰諜魂》是一部愛情小說。兩個人相愛,可到最後是以一種人們所熟悉的悲劇而告終:其中的一個不得不背叛另一方。這部小說的成功使他被公認為驚險小說家,但這聲譽並未使他縮手縮腳,相反從某些方麵使他相信,這一種寫作是他最拿手的,雖然他並不認為自己本質上是一位間諜小說家。

他為什麼用約翰·勒卡雷作為筆名,至今仍然是個謎,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當維克托·戈蘭茨決定出版《召喚死者》時,康韋爾請他幫自己取個化名,因為他在外交部工作,不能用真實姓名。戈蘭茨建議名字既要男性化,又要內涵深刻,譬如查克·史密斯:但康韋爾想起得時髦點,最好把一個名字拆開,念起來帶點外國味,容易使人們記住。他說關於這個名字的來源問題,他不知編造過多少個離奇的故事,以致他自己也記不清他最初是怎麼說的。後來他在美國作巡回訪問時,又對稱自己是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車上,瞧見一家鞋店的上方有勒卡雷這樣一個名字。“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無法使人相信這個名字是沒有出處的。”一封字跡可疑的信

毫無疑問,他的父親給他的小說提供了一些難得的素材。羅尼為了阻止馬克斯韋爾·奈特征募康韋爾,私拆了康韋爾的一封信,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門的信,引起了羅尼的懷疑,因為外交部根本沒有這個部門。於是羅尼打電話給白廳內的一個熟人,請他幫忙查出誰在動他兒子的腦筋。要不是康韋爾態度堅決,那次軍情五處的官員,在旅遊者俱樂部約請康韋爾共進年餐,並同時進行初審時,羅尼真會去那兒警告這些情報官員,別來打攪他們。“20年後”,康韋爾說,“有一次我接受電視采訪,由於我沒有稱羅尼為我的生活的設計師,於是他威脅說,要上法院告我,後來又去我的會計那兒索要一萬英鎊,以此作為和解的條件。”這就難怪康韋爾在描寫要挾行為方麵是如此得心應手。

戴維·康韋爾多次想動筆寫他父親,但一番苦心總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效果。他受羅尼的影響太深了,所以沒法客觀地分析他。他覺得自己在寫羅尼的時候,帶有一種戈斯(1849—1928,英國文學史家、評論家、翻譯家)的自我意識色彩,希望讀者把他看做一個被暴君壓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實上康韋爾始終沒被壓垮,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拚搏著,而他父親一直試圖剝奪他的個性。不過後來他認識到,原先試圖將父子關係與他的特工生涯分割開來構思的想法是錯誤的。他說他不僅刪去了兩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忽視了這樣一個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麵是他同父親展開秘密戰的繼續。

就是在羅尼死後,康韋爾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觀地看待父親之前,再多寫幾部小說。25年來,他每寫完一部小說,總要反複修改描寫羅尼的章節,就是那些總是不很明朗的部分,但到後來,常常將它們擱置一邊,在斯邁利——值得注意的是,斯邁利是個孤兒——這在父親的形象裏可以尋求安慰,並懷著一種不很明確的愛和忠誠,置他們於困境之中。康韋爾認為這部專寫羅尼的重要著作可能是一部他永遠也寫不出來的作品,這樣,其他書都成了衛星,圍繞著這個空缺的中心旋轉著。

然而,康韋爾深知自己一直在悄然追蹤羅尼,盡管他從未成功地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在1971年出版的《純真的情人》中,把主人公,一個懶散而又無責任心的商店老板,非常勉強地描繪成一個像羅尼那樣的父親:

卡西迪對他父親的感情發生了變化。在卡西迪看來,父親透過屋裏的大玻離窗注視著自己的兒子步入這個世界,就像上帝的眼睛曾經注視著該隱穿越沙漠一樣。沒有什麼東西能逃過他的眼睛。他悟性極高,即使失靈,直覺也會取代它,為他效勞。處境惡劣的時候,卡西迪把他看做不受歡迎的人,並密謀殺害他。一帆風順時他非常崇拜他,尤其佩服他的眼光。年輕的時候卡西迪對他進行過大量的研究,在夜總會采訪過墮落的老相識,在倫敦檔案局查閱過檔案,但有關他的材料就像有關上帝的材料一樣,很難搞到。

康韋爾寫作《純真的情人》時,羅尼還活著。羅尼雖然事實上從未讀過這部小說,但從他的朋友那兒得到了有關消息。為此,他曾考慮向法院指控他兒子,但最後決定打消這一念頭。

康韋爾在1977年出版的《榮譽學童》中,試圖再次描繪羅尼。這次康韋爾讓他扮演一個地地道道的報界巨頭“一個生活奢侈的父親,長著一頭和他兒子一樣的金發,養著許多賽馬……和他兒子一樣,他從未安分過,女人和住宅像走馬燈似的一直在更換;他老是對人怒吼,如果不是;中著他兒子的話,那就是衝著某個過馬路的人。”康韋爾第三次的嚐試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裏,但這次他用更加隱晦的手法刻畫了羅尼。女主角查莉喜歡吹噓她父親,目的是為了惹人注目。然而許多事實上並未發生在查莉父親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親羅尼生活中的真實事件。既然羅尼已進了墳墓,康韋爾覺得可以寫得更放開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沒有出現斯邁利的小說,雖然幾年前,尤其是羅尼在世時,康韋爾還有把斯邁利寫進每一部小說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讓斯邁利出場,是因為他已下意識地在為他父親留出空間。

羅尼陰魂不散

羅尼的死並不意味著他對康韋爾的影響隨之消失。那時候有關羅尼的各種自相矛盾的消息攪得他暈頭轉向。他那些繁複的交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種種詐騙行為開始受到報應了。其中有這樣一個插曲,一位住在歐洲某國首都的女士,在羅尼死後不久給康韋爾寫了許多信,在這些由他的出版’商轉來的信中,那位女士堅持說,她與康韋爾在羅馬快車上曾有過風流韻事。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寫的,因為她不僅字斟句酌,而且寫得非常細膩,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韋爾失約。聲稱她去火車站接過各種車次的車,滿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車上。她甚至寄來一些她坐在爐邊閱讀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羅尼過去一直在冒充他兒子,康韋爾雖然覺得不可信,但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一推測。估計是羅尼為他兒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隨即聲稱自己是約翰·勒卡雷的文學輔導老師和經紀人——經紀人這個身分對他更具吸引力。這一切顯然都不是事實,但羅尼並不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噓,自己為康韋爾簽訂了好幾份拍片合同,在文學事業的各個方麵,他心愛的兒子是如何請教他的。有時候他的離奇想法會與事實巧合。譬如,康韋爾曾收到數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電影製片廠的老板寄來的,在這個老板的印象中,康韋爾的下一部影片該是由他來拍了,實際上是羅尼前往該製片廠簽訂這份合同的,他還索要了一筆金額不太大的經費。盡管如此,由於康韋爾與他父親的關係非常密切,對羅尼的這種騙術他沒有加以指責,隻是寫道:“我們幾乎能夠原諒父母親的一切,如果他們是為我們而感到自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