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德琳·賓厄姆不單單關心斯邁利的原型究竟是誰的問題，她還告訴我：“傑克對康韋爾描寫情報機構的方式大為不滿，並一直耿耿於懷。我這裏有一封他寫給傑克的回信，針對傑克提出的異議，康韋爾寫道：‘我寫西部小說。由於我寫得合情合理，人們信以為真了。’”當康韋爾成為特工部的一名官員時，賓厄姆發覺他變得冷漠無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員相比，他不夠盡心。後來賓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稿中，猛烈抨擊了康韋爾，他這樣寫道：“在許多間諜小說家的影響下人們相信，情報官員都是些夜貓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戀者，從而使得情報工作難以開展。”瑪德琳說得更為坦率，在她看來，“戴維是在給特務機關的形象抹黑，嚴重醜化了特務機關一直在誇耀的忠誠的真正品質。通過詆毀傑克的工作，他挖了我們國家的牆腳，使我們成了蘇聯人的笑柄。”叛逃後的反思
據說蘇聯人在康韋爾完成《冷戰諜魂》之後，在希臘與他接觸過。為此，在他獲得薩默塞特·毛姆獎時。他明確表示不願去俄國。但另一原因可能起著支配作用，即情報官員在他們離開特務機關之後的五年內，不準去鐵幕國家的條例。康韋爾相信，同共產主義的鬥爭仍有必要進行。他認為相當一部分英國人，並不知道英國特務機關在這場鬥爭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覺得斯邁利的世界我們都應該熟悉,因為“對讀者或觀眾來講，陰謀本身是一種安慰劑。人們想用陰謀兩字來解釋自己的生活。他們知道陰謀就發生在他們周圍，他們知道我們以各種方式生活在一個日趨詭秘的社會裏，在這種社會裏，他們與權力決策無緣”。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童》和《斯邁利的夥伴們》裏，康韋爾為讀者編織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陰謀。他認為他引導著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事實上存在著他們通常在官場政治風雲中看不到的東西。
康韋爾創造了許多獨特的情報術語，隻有少數幾個是可信的。“傳奇”意指偽造的個人經曆或掩護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話。“夜貓子”也是克格勃的隱語，因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術語都出自他豐富的想像力。康韋爾認為在敵對兩方的情報官員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費解的拘拘束束的同誌情誼。為了使讀者有置身於秘密世界的感覺，他覺得運用神秘的行話是非常重要的。
康韋爾在他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合著的《菲爾比——出賣一代人的間諜》一書寫的前言裏告訴我們，在他看來，菲爾比從他父親約翰·菲爾比爵士那兒，從他自己不切實際的想法那兒，秉承和發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爾比長大後也有這樣的想法：他生來就是帝國的繼承人——統治這個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裏”他的玩具正在被曆史一件件地奪走”。康韋爾認為，這是菲爾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說服力的原因，盡管他確實也是一位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認為康韋爾在貶低一個他喜歡的人。曆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也猛烈評擊康韋爾，認為他根本不了解菲爾比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時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韋爾泰然自若，仍然相信並堅持自己的看法。
康韋爾認為布倫特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作為一個頗有名氣的同性戀組織的成員，布倫特早就從事秘密活動了。康韋爾對他在電視上的表演大為惱火。在那次公開亮相的電視采訪中，布倫特首次承認自己的背叛行為。當康韋爾聽到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俄國間諜的人，竟一本正經地尋求公務保密條例的保護時，覺得實在令人毛骨悚然。他還發現布倫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報》社的所作所為幾乎激起了全社會的憤慨，我至今仍然怨氣難消。”
50年代康韋爾在軍情五處工作時，發現格雷厄姆·格林極受冷遇——他幾乎步了康普頓·麥肯齊的後塵。一天康韋爾在白廳餐室裏撞見軍情五處的律師，隻見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們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麵前的一張塑料貼麵的桌上。那位律師說，格林可能會受到起訴，因為作為一名前特工人員，他真實地描繪了英國使館內的一位情報站站長與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線的特工人員之間的關係。這書肯定不能出版子，盡管律師認為這部小說文學價值很高。在這次談話後的幾個星期裏，康韋爾懷著濃厚的興趣注意起報紙來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如釋重負。25年後，格林打算寫《人性的因素》。《我們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員描繪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裏，他視特工人員為一幫殺人犯。在序言裏他特別強調了，自己沒有違反公務保密條例。在《我們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幾版裏，他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康韋爾在1986年對《星期日時報》說了如下的話：
作家是一夥顛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個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傾向就越明顯。秘密組織花了很大力氣才了解到這一點，因為我得悉秘密組織現在不再樂意讓我們到國外去了。不過，麥肯齊去世時還是獲得了爵士稱號。格林死時至少也能獲得一枚勳章。如果在奧秘無窮的各種文學獎中還有公正的獎賞的話，那就是諾貝爾獎了。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羅傑·霍利斯突然闖進了康韋爾的生活。那時已成為專業作家的康韋爾，住在薩默基特郡靠近韋爾斯的一棟房子裏，敲門聲響起的時候，他正從花園裏的工作室內出來。打開前門，他發現霍利斯站在台階上。霍利斯聲稱他在為附近的教會學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來尋求安慰的。他和康韋爾坐在那間工作室裏，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追憶著過去。過了一陣。霍利斯問康韋爾，他是否能翻閱一下他的報紙。隨後他們吃了些麵包和幹酪。霍利斯給康韋爾的印象是，他好久沒看報了。以後他又來過三四次。漸漸地他們之間沒什麼話題了。於是康韋爾在樓上寫作，霍利斯——“一個普通得令人傷感的男人”坐在樓下。後來康韋爾才知道，那段時期他正受到一個政府委員會的審查，因為他被懷疑是蘇聯間諜。對他來說，來到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見康韋爾，無疑是在品嚐自由的滋味。
戴維·康韋爾對諜報工作中的政治性東西不感興趣，但對那些脫離了平凡世界，進入了他們認為對自己已有道德約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興趣盎然。在這種環境裏，一個特工人員極易變成叛徒，出賣與他最接近的人。康韋爾認為，背叛將永遠伴隨著我們，因為每一時代不僅能產生叛徒，而且還能造成滋生背叛行為的幻滅。一些與康韋爾聯絡的情報人員經常對他說，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員清洗出去了，始終不渝的忠誠就會占據支配地位。但康韋爾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在他活著的年代裏，英國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後果是，“失敗的社會主義和失敗的資本主義之間形成了令人氣餒的拉鋸局麵……寫作主題很多，足以表現各種憤怒和絕望”。他說2000年的時候，他不想當安全機關的官員，隻願保持現狀，與新的一代展開競爭。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絕望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他們生活在市中心的貧民區裏，住房條件低劣，父母親又處於永久性失業狀態。在康韋爾看來，英國目前幻滅和失業的狀態，必定成為背叛者的溫床。
格雷厄姆·格林
最重要的間諜活動
軍情六處的情報員，被派往非洲工作。
1923年，俅·辛克萊上將接替曼斯菲爾德·卡明上尉，擔任軍情六處處長，但由於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漸由他的幾位副手斯圖爾特·孟席斯、瓦倫丁·維維安和克勞德·丹西接管。這三人中孟席斯權力最大，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爾比也是根據他的命令被錄用進來並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強幹，但屬墨守成規、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思的變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