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財主
◆小和尚慕名到一個方丈那裏學法，老方丈問他，吃粥了沒有？他說吃了。老方丈又問，洗了沒有？他說洗了。老方丈手一揚，那你打坐去吧！小和尚老大不高興地離去，認為老方丈沒有什麼高招傳給他。若幹年後，小和尚才懂得方丈把什麼都告訴他了，那就是做他該做的，一步一步來，功到自然成。如按照這種方式發財，你會成為財主的。
不做財富的奴隸，要做財富的主人
財富是什麼？
是擁有？是得意？是自豪？是安慰？
人一生中苦苦追求的東西，如果深究起來，還真難說得清楚。人生往往是與自己開了一個大玩笑，自己還不知道。
弗蘭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財富是德行的一個包袱。按照培根的觀點，巨大的財富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用途。除了用來施舍，剩下的就是自我陶醉。
培根還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說財富好像軍隊的“輜重”，不可以沒有或者缺乏，也不可以丟棄；但它阻礙了行軍，有時為了照顧它，反而失去或者影響了勝利。
所羅門有一句不可以忽略的話：急於發財的人，不可能是清白的。
人隻能尋求那種正當獲得、合理使用、愉快施舍、心安理得的財富。隻有那一種財富，才讓我們逢凶化吉。
一切順其自然，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才是最高境界。這正如小和尚慕名到一個方丈那裏學法，老方丈問他，吃粥了沒有？他說吃了。老方丈又問，洗了沒有？他說洗了。老方丈手一揚，那你打坐去了吧？小和尚老大不高興地離去，認為老方丈沒有什麼高招傳給他。若幹年後，小和尚才懂得方丈把什麼都告訴他了，那就是做他該做的，一步一步來，別想那麼多。
在自然經濟時代，人不需要錢。從吃飯、穿衣到棲身都靠自己的勞動，最多在蓋房子的時候請鄰居來幫一下忙。那時沒有商品交換，錢也沒有用處。
可是到了商品經濟社會，人須叟離不開錢。很自然地，人們必須設法賺錢，再用賺來的錢去購買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質和服務。由於金錢的重要性，庸俗膚淺的人誤將錢當成了人生的目標，變成了錢的奴隸。甚至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用損害良心的辦法賺錢；用損害健康的方法花錢。錢本來可以幫助一個人實現幸福，可是人一旦成了錢的奴隸，錢就把一個人從精神到肉體徹底摧毀了。投身於當金錢奴隸的人，大多數還不至於發展到那樣可悲的境地。或許他的案子因僥幸而沒有被發現，可是他逃脫不了良心的責備，因而隻能躲躲閃閃，總是生活在黑暗之中。人在做金錢的主人，在賺錢的時候又為別人做了貢獻，使別人的需求得到滿足，使賺錢成為愉快的事；在花錢的時候不但自己身心得到滿足，也讓別人賺了錢。
市場經濟是造就了一個爾虞我詐、充滿危險的社會，還是造就了一個和諧幸福的社會，就取決於我們是心甘情願做金錢的奴隸，還是立意做金錢的主人。
學習毛澤東的用財之道
一代偉人毛澤東留給後人的財富是無與倫比的，就是他的用財之道也閃爍著偉大獨具的光輝，堪稱我們後人效仿的楷模。
早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陸續出版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的稿費已達到100萬元之多，每年按五厘利息計算，年利就有5萬元了。而且先後出現了多種外國譯本，也寄來了一批稿酬。這樣積年累月，連本帶利下來，竟成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可是毛澤東一生儉樸節約，每年的花費還不到一萬元，連利息都用不完。他的稿費支出，花在自己身上的很少，大部分是幫助別人，包括跟隨在他身邊的衛士、昔日故舊及家鄉的親朋好友。如衛士長李銀橋家鄉受災，支出稿費1000元；對家鄉親朋好友十幾個人提出的生活困難，都一一給予資助。毛澤東再三強調：稿費另有用場，對於家庭的開支，尤其是夥食費用，隻能在特殊情況下用稿費偶爾補之。
毛澤東的稿費是豐厚的，以他的百萬家產，他完全可以讓他自己及家人過上非常優裕的生活，但他卻不這樣做。他是那樣儉樸，儉樸到與百姓毫無二致。一件睡衣，補丁摞補丁，仍舊不肯丟棄；一件毛巾被，打了五六十個補丁，仍舊繼續使用。但他對於別人的困難，卻時時牽掛在心，不時從自己的稿費中支出大筆錢予以資助。他對待財富的態度，不正是“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最好詮釋嗎？現在我國接受了市場經濟製度之後，生產大幅度地上升，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了，整個經濟呈現出充沛的活力(也許少數國有企業除外)。然而在這大好形勢之中也潛伏著一些危機。其中有一個危機就是有大量的財迷存在，由此而導致的貪汙、腐化、假冒偽劣、詐騙等現象都產生了。這是整個社會的危機，靠這種歪門邪道去發財國家不可能強盛。百姓不可能幸福，市場經濟製度也不可能持久。如果人人都靠黑心賺錢，隻你講道德守法律，倒黴的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至少在短時期內難逃厄運。在這種環境內，想要快掙錢，隻有比別人心更黑，膽更大，於是社會道德的水準會螺旋式地迅速下滑，最後墮入無底深淵。這可不是危言聳聽，現實的例子可以從世界上找到。幸虧我國現在兩種勢力還處於相持階段，且講道德守法律的人逐漸占據上風。財迷心竅的人應該好好學習毛澤東的用財之道，並啟動心中的道德資源。
牟其中、禹作敏、財奴及其他
20世紀末的我國天空，恒星在升起，流星在滑過。
1999年11月1日，備受世人關注的一場時代審判——牟其中信用詐騙案——在武漢開庭。審判結束了一顆流星耀眼的光芒。
審判標誌著又一座座廢墟的垮塌——而這廢墟實在太大，它轟隆隆的垮塌聲吸引了幾乎所有人的視聽。
在此之前，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領域的又一個風雲人物禹作敏，於服刑期間因心髒病發作而死。盡管媒體對此給予了相當低調的處理，卻依然掩不住人們在麵對一棵枯萎的大樹倒下時，那份沉重難言的心情。
他們都曾經大有名氣。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都做出過相當重要的貢獻：牟其中曾以自己的智慧經濟理論和99°+1°的操作打破了傳統僵化的思維觀念，甚至有人說他“哺育了一代中國企業家”；禹作敏則以自己的大膽與超前推動了大邱莊快速繁榮，為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探索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是他們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曆史，但是在曆史的車輪聲中他們被遺棄了。因此他們常常覺得冤枉，覺得委屈，覺得自己“被人整了”。正如牟其中跟辯護律師所說的那樣：我無罪，你一定要辯到我無罪為止。
牟其中太狂，他運作一企業如同運作一個國家；他動輒要挽救中國經濟，出口就是幾十億的大生意；他譏笑知識分子是書呆子、傻博士，所以“別人一思考，老牟就發笑”。
禹作敏也很狂。外出歸來，他指示手下排出80輛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前來迎接，讓天津交警恨得牙癢癢；他不顧任何人反對，喊出要在海南建一個新的大邱莊，要在國內國外建設“一批大邱莊”，甚至準備“在台灣建大邱莊”……正如一位知名學者所評論的那樣：是昔日的“能”讓他忽略了自己也會有所“不能”，是昔日的成功使他最終忘了自己是誰。
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證詐騙被捕，禹作敏因大邱莊殺人案而入獄，兩人似乎還有另一個共通之處，即金錢和光環讓他們都表現得像個法盲。
不知是真的不以為然，還是該懂的不懂不該懂的“泛濫”？牟其中竟然始終以為自己是在進行一場高水平的融資行動，而不是信用證詐騙；直到最後一刻，他還告訴別人“開庭之日就是自己自由之時”。而實際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單是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一年間牟其中的南德集團以假進口手段，通過湖北省輕工業產品進出口公司騙得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開具信用證33單，開證金額8000萬美元，實際承兌31單，承兌總金額7500萬美元。截至1997年4月止，南德返還“湖北輕工”3900萬美元用於循環開證，造成“湖北輕工”實際損失3500萬美元。
禹作敏則典型的財迷，始終相信錢大於法，他說：“死個把人大邱莊扛得住。”
“狂不知變，盲不知災”。為什麼既“狂”且“盲”？在於他們的社會地位神話般的轉變：從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頃刻之間變成了一方土霸王；從一個幾乎被槍斃的“死囚”，幾年間折騰成了世人爭相追捧的神話人物。還在於中國劣根文化的流風餘韻，帝王及宗法社會的製度淵源——在這種製度文化下，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像皇帝一樣為所欲為。在於他們拒絕新製度，拒絕新時代，在衝擊舊製度成功的快感中，他們缺乏平和的心態、人格的自律，他們轉而向新製度發起挑戰。
“中國第一莊莊主”逝去了，他是中國致富路上某一類財迷的代表，他給某一類“經濟”劃上了句號；“一代儒商”牟其中倒下了，他將在很長時間讓人們記住這樣的道理：人最根本的自我保護來自自我的修養，來自務實的精神，來自實事求是。
主宰機遇變財主
當今的市場，競爭激烈，潮流迭起，欲要取勝者，必須具備順應潮流的本領和巧掌機遇的技巧。盡管如此，提供經營者活動的回旋餘地是非常廣闊的，大家還可找到自己生存與發展的位置。市場是生產者銷售商品的活動、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活動、經營者既買又賣商品的活動及其他潛在的買賣活動的並和，並在諸種活動的相互作用下，不斷的發展、擴大。市場在發展、擴大過程中的種種變動及其趨勢，就是所謂市場潮流。置身其中的消費者，皆以迎潮逐流為快；作為生產者、經營者，則以推波助瀾逞能。兩種互為依存的力量，彙成一股市場潮流，亦可是一種機遇。作為企業家，如能時刻觀察到潮流的出現乃至預測出潮流的來臨，並作出順潮逐流、掌握機遇的行動，應變自如，必然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逐浪者，取得經營的成功。台灣省的蔡萬霖就是一位出色的逐浪者，他巧掌機遇，迅速走上發跡致富之道。這位企業家是台灣竹園人，1924年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八歲時隨同十六歲的長兄蔡萬春離開家鄉到台北謀生。初時，他們在街邊擺賣小東西，後來租了一間小鋪當小販。兄弟倆起早貪黑，不分晝夜地艱苦經營，使小生意逐步做大了。積累了一點資本後，他們辦起一間大萬醬油廠。在醬油廠盈利後，他們又加入台灣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初次涉足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