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後的都柏林空氣清朗而冷冽，屋外風咆哮著，像是百萬支笛子在一齊尖嘯。幾陣驟風將老舊的窗框撞得砰砰作響，有如成群的幽靈急速飄過。我毫無睡意，又一次整理枕頭，把背靠向毛茸茸的愛爾蘭亞麻床單。白天的種種景象再度浮現，我看見許多四肢殘缺的屍體，不禁坐起身，汗水涔涔。
我扭亮電燈，舒爾本旅館房間的古老木質家具和暗紅方格飾布頓時罩上一層溫暖的黃暈。我穿上睡袍，視線在舒適床鋪旁的電話上逡巡。已近淩晨兩點，弗吉尼亞的裏士滿比這裏早五個小時，市警察局刑案部門的彼得·馬裏諾隊長也該起床了。除非他已出門，否則便是在看電視、抽煙，大嚼垃圾食品。
我撥了他的電話，他立刻接聽了，好像正守在電話旁。
“不給糖就搗蛋。”他用醉酒般的大嗓門說。
“太早了吧。”我說，開始後悔打這個電話，“早了好幾個星期。”
“醫生？”他困惑地頓了一下，“是你？你回裏士滿了？”
“還在都柏林。有狀況嗎？”
“沒事，隻是有些家夥實在醜得不需要戴麵具，所以每天都是萬聖節。嘿！布巴又在揭人家底牌了。”他叫嚷起來。
“你總以為每個人都在揭別人的底牌，”有個聲音反駁他，“你當警探當得太久了。”
“你在胡說什麼？馬裏諾連他自己的體味都偵查不出來。”
他背後響起一陣狂笑，醉酒、嘲弄的喧鬧聲中夾雜著各種評論。
“我們在玩牌。”馬裏諾對我說，“你那裏幾點啊？”
“你不知道更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訴你，但現在好像不是時候。”
“不，不會的。等一等，我挪一下電話。該死。我最討厭電話線纏在一起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惡。”我聽見他沉重的腳步聲，接著是椅腳摩擦地板的聲音，“好了，醫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醫討論垃圾掩埋場案，馬裏諾。我越來越覺得愛爾蘭這些連環肢解案就是弗吉尼亞的那家夥所為。”
他提高嗓門：“你們逮到他了？”
我又一次整理絨毛床褥，聽見他遠離了同伴。我伸手去拿早先擱在床邊隻剩幾口的黑林愛爾蘭威士忌。
“福利醫生化驗了都柏林這幾起案件的屍體，”我繼續說，“我全看過了，都隻有軀幹。脊椎從第五節頸椎末端橫著切斷，手臂和腿從關節處截斷，就如我說過的，這一點很不尋常。受害者包括各種膚色的人，年齡在十八到三十五歲之間，全都身份不明。案件全被歸類為手法不明的謀殺案。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不見了，殘骸被丟棄在私人掩埋場。”
“該死，聽起來真耳熟。”他說。
“不止這些。沒錯，兩地的案子的確十分雷同。”
“看來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國，”他說，“我想你去那裏畢竟是件好事。”
當然，他原本並不這麼認為。我是弗吉尼亞州的首席法醫，當皇家外科醫學院邀請我到聖三一醫學院去作一係列演講時，我實在無法拒絕到都柏林調查這些案件的機會。而馬裏諾認為這隻是浪費時間，聯邦調查局也覺得這種調查未必會比數字統計更有效。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疑惑。愛爾蘭這些案件已懸宕十多年，且與弗吉尼亞州的案件一樣，可以掌握的線索非常有限。我們沒有指紋、齒印、鼻竇病狀或其他任何能用來驗明身份的憑據，也沒有失蹤人口的生物樣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NA作比對，更不清楚凶器類型，因此對凶手也所知甚少。隻有一點我可以確定，他曾經使用肉鋸，這很可能是職業需求，或至少在某個時期內如此。
“據我們了解，愛爾蘭的最後一起案件發生在十年前。”我對電話那頭的馬裏諾說，“過去兩年，我們在弗吉尼亞州發現了四件案例。”
“你認為他歇手了八年？”他說，“為什麼？會不會是因為別的案子入獄了？”
“不知道。也許他在其他地方作案，隻是各地警方沒有將那些案件聯係起來。”我說。窗外的風聲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南非也有連環殺人案，”他含糊地自語，“還有佛羅倫薩、德國、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真是的，一想起這種事，你就會發現他媽的到處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話筒，“還是辦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為這是什麼？社會福利嗎？”
他背後響起一陣男性的嘈雜對話，有人播放蘭迪·特拉維斯[1]的歌曲。
“看來你們玩得很開心，”我淡淡地說，“拜托明年也別邀請我。”
“真是群野獸，”他咕噥著，“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還作弊。不要問我為什麼找他們來。”
“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試圖衝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說，“如果這家夥是在都柏林起的頭，也許我們該鎖定愛爾蘭人。我覺得你最好盡快回來。”他脫口而出，“看起來我們必須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訴本頓了嗎？”
本頓·韋斯利是聯邦調查局兒童綁架與連環殺人犯調查小組的組長，我和馬裏諾是該小組的顧問。
“還沒來得及告訴他。”我回答得有些遲疑，“也許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會盡快趕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來。”
“我在這裏的演講還沒結束。”我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講。你光演講就可以了，什麼都不必做。”他說。我知道，他又要開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們把暴力輸出到別的國家，至少也該將我們多年來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經驗傳授給人家……”我說。
“演講不是你留在那個妖精[2]國度的真正理由，醫生，”他像拉開易拉罐一樣砰地打斷我的話，“你清楚得很。”
“馬裏諾，”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會。“自從韋斯利離婚，你就盡可能找各種借口溜到城外沿著黃磚路[3]晃蕩。現在你不想回家，隻因你不願麵對現實，看看自己手上的機會並加以把握。讓我告訴你，你不如立刻打個電話，或者幹脆放手……”
“我知道。”我溫和地打斷他出於醉酒的好意，“馬裏諾，別熬夜。”
法醫辦公室位於斯鐸街三號，正對海關大樓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碼頭和利菲河。這是一棟小巧的老舊建築，一條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後門，門上漆有白色的大寫“停屍間”字樣。我登上台階，在喬治王朝風格的入口處按了門鈴，茫然等候。
在這個空氣凜冽的星期二清晨，樹木已顯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熱，腦袋沉重，並對馬裏諾在電話裏說的話感到不安。
“嗨，”管理員開朗地迎接我進門，“今天心情還好嗎，斯卡佩塔醫生？”
他叫吉米·肖，年輕的愛爾蘭人，火紅的頭發像紅銅常春藤，眼睛藍得像碧藍的晴空。
“已經好多了。”我坦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