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我正在煮茶。”他說著把門關上，我們沿狹窄昏暗的長廊走向他的辦公室，“看來你需要喝杯熱的。”
“太好了，吉米。”我說。
“至於我們的醫生，她的驗屍工作應該快結束了。”走進局促的辦公室時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會兒就來。”
辦公桌上擱著一本大大的有關法醫驗屍的書，用厚重的黑色皮質封麵裝訂。我來之前他正邊吃吐司邊看好萊塢演員史蒂夫·麥奎因的傳記。他將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沒問我要加什麼，因為他已十分了解我。
“吐司抹果醬？”他一如往常地問道。
“謝謝，我在旅館吃過了。”他在辦公桌前坐下時我照例回答。
“我可會照吃不誤。”他微笑著戴上眼鏡，“那麼，我再重複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點有一場演講，下午一點還有一場。兩場都在學院舉行，舊病理學大樓。每場大約會有七十五名學生參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確定。你太受歡迎了，凱·斯卡佩塔醫生，”他歡快地說，“或者因為美式暴力太有異國風味了。”
“這好比說瘟疫也有異國風味一樣。”我說。
“這個嘛，我們實在很難不被你的見聞吸引。”
“這正是我擔心的，”我友善卻頗覺擔憂地說，“別太入迷了。”
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拿起話筒，因太常接電話而有些不耐煩。
他傾聽了一陣，唐突地說：“是的，是的，目前我們沒有這類采購計劃，我得過段時間才能回複你。”
“我盼望有一台電腦盼了很多年，”他掛斷電話，抱怨道，“預算狀況這麼糟糕，有錢才怪。”
“永遠不可能有錢。死人又不會投票。”
“這倒是事實。那麼，今天的演講主題是什麼？”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殺案，”我回答，“尤其是DNA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感興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著茶，“你認為是性侵害凶殺案嗎？這會不會是凶手的動機之一？”他眼神中閃著好奇。
“當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還沒得到確認，你又怎麼知道呢？凶手會不會隻是以殺人為樂？例如你提過的山姆之子[4]？”
“山姆之子的行為也帶有性侵害成分，”我說著四顧尋找我的法醫朋友，“你知道她什麼時候會來嗎？我恐怕沒太多時間。”
肖又瞥了眼手表。“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屍間了，剛接到一個案子。死者是年輕男性，疑似自殺。”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來。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調查法庭，正式開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調查都在這裏進行，包括工業和交通意外、凶殺和自殺案件，還有照相手續，因為按照規定愛爾蘭媒體不許刊登太多案情細節。我鑽進一個空蕩冰冷的房間，裏麵擺著幾條上過油漆的長凳，牆麵光禿禿的，幾個男人正將一些資料塞進公文包。
“我找法醫。”我說。
“大概二十分鍾前她就離開了，可能有約會吧。”一人說。
我從後門出了大樓，經過一個小停車場向停屍間走去，一位老人正從那裏出來。他似乎迷了路，迷惘地四下張望，差點絆倒。他望了我好一陣，好像我會給他答案。我為他感到心痛，他來這裏不會有什麼快樂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時瑪格麗特·福利醫生忽然從他身後冒了出來，頂著一頭灰白的亂發。
“上帝！”她幾乎向我直衝過來，“我剛轉身他就不見了。”
那位老人打開鐵柵門，離開了。福利緩步穿過停車場，關上門並且重新上閂。她向我走來時幾乎喘不過氣，差點被石徑上的一處隆起絆倒。
“凱，你來早了，還跑來這裏。”她說。
“是親人嗎？”我問。
“死者的父親。還沒確認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沒等我掀起蓋布。把我一整天都給毀了。”
她領我走進狹小的磚造停屍間，裏麵擺著幾個可能屬於醫學博物館的白瓷驗屍台和棄置已久的舊暖爐。空氣冰冷，除驗屍用的電鋸外沒有任何現代化設備。從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灰色暗淡微光，隻夠照亮那令一位父親不忍目睹、覆蓋著屍體的白色紙罩。
“這個環節一向最為艱難，”她說，“誰都不該到這裏來認人的。”
我跟著她進入一間小儲物室，幫忙拿出幾盒注射針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穀倉的橫梁上吊死的。”我們忙活時她說，“他一直在接受針對酗酒和憂鬱症的治療。很多人和他一樣，失業、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橋。”將配備品放進一輛手術推車時她瞥了我一眼，“感謝上帝，我們沒有槍械，尤其我這裏又沒配備X光機。”
福利身材纖細，戴著老式厚框眼鏡，偏愛斜紋軟呢服裝。我們是多年前在維也納的一場國際法醫科學會議上認識的，那時女性法醫病理學者非常少，尤其在國外。我們很快成了朋友。
“瑪格麗特，我必須提早回美國，”我深吸一口氣，環顧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沒睡好。”
她點了根煙，盯著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拷貝一份。你什麼時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幾天，不過我可以寄給你。”
“隻要一想到這類凶手還逍遙法外，就不免覺得刻不容緩。”我說。
“很遺憾他成為你的負擔。我本來還指望經過這些年他會洗手不幹呢。”她抽著濃烈的英國煙，憤憤地彈了下煙灰，“我們休息一會兒吧。我的鞋子開始變緊了，腳腫的緣故。站在這種該死的硬地板上，腳很容易酸痛。”
休息區是角落裏的兩張矮木椅。福利把煙灰缸擱在這裏的一張輪床上，兩腳搭在箱子上，繼續吞雲吐霧。
“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可憐的人，”她開始談論連環凶殺案，“第一個被送到這裏時，我還以為是愛爾蘭共和軍。除了爆炸案，我還從沒見過那麼破碎的屍體。”
我不由自主地憶起了馬克，思緒飄回我們熱戀的時光。他的身影瞬間浮現，微笑著，眼裏閃現的狡黠格外迷人，每當大笑或捉弄人時尤為如此。在喬治城的法學院，我們曾經有過那麼多歡樂、爭論、熬夜的經曆，我們對彼此的渴求無休無止。多年後我們各自結婚、離婚，重新來過。他始終是我生活的主旋律，來了，去了，又忽然打電話或出現在我的門前，擰碎我的心，弄亂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終無法相信倫敦火車站的一次爆炸就終結了我們暴風雨般狂熱的關係。我無法相信他死了，無法想象那副景象，因為他沒有留下最後的畫麵供我憑吊。我從未見過他的遺體，也逃避一切可能見到的機會，就像那個都柏林老人不忍親睹兒子的遺體一樣。我忽然意識到福利在對我說話。
“抱歉。”她重複道，眼神哀傷，因為她熟知我的過去，“我無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話題。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