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結盟與美國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宣布與德、意處於戰爭地位。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強之一”，並與美國正式結為同盟。中美結盟似乎再次印證了長久以來的一種說法，即中美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關係”。但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原本是兩個相當疏遠的國家，長期以來它們各自處於對方對外關係的邊緣。如果不是日本瘋狂的擴張和侵略的推動，它們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提出了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關係”的開端。其實，這個政策隻是美國對列強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強在中國的競爭規則，其目的是為美國未來在中國的商業擴張保留機會。它印證的是中美關係的疏遠而不是密切。就本質而言，當時的中美國關係同中國與其他列強的關係並沒有什麼不同。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9·18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隻做出軟弱的回應。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認主義”，但並不打算采取實際行動。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執政後，麵對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孤立主義情緒，對中日爭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種任隨事態發展的不介入、不幹預政策，甚至還想在某種程度上改善美日關係，以避免衝突。美國袖手旁觀的態度並不奇怪，因為它在中國並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的距離被拉近了一點。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參與了中國航空業的起步，這是與中國國防建設有關的唯一方麵。1932年美國空軍上校裘約特（John H. Jouett）率領顧問團來華，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抗戰爆發後的頭半年裏，仍有279架美製飛機運抵中國，此後才急聚減少。盡管美國在幫助中國發展航空業時謹慎而低調，但它畢竟在中國空軍的萌芽階段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七七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最初並沒有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蔣介石的設想是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出麵幹涉，盡快結束中日衝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九國公約會議和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後，國民政府才認真考慮製訂戰時外交政策的問題。1938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內部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戰爭期間中國到底能從哪裏獲得最大支持，是從英、美、法三國，還是從德、意兩國，或是從蘇聯。官員們分成三派，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直到1938年中，國際形勢漸趨明朗，討論才告結束。蔣介石得出的結論是：“英國老謀深算，說之匪易，俄國亦自有國策，求援無效。惟美國為民主輿論之國，較易引起俠義之感，且羅斯福總統確有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懷抱。如輿論所向，國會讚同，則羅斯福總統必能有所作為。”
經過這一番討論，國民政府最終確定了以爭取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方針。6月9日，蔣介石把中國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盡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盡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製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製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美英之間已以爭取美國為主。此後，這四個方麵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中美接近的過程由此啟動。
謀求美國的財政支持和貸款是國民政府爭取美援的重點。“7·7事變”的第二天，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簽署《白銀黃金互換協定》。按照這個協定，在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裏，中國共向美國出售了價值達1．38億美元的白銀。次年春季，美國允許中國將與此有關的部分貸款用於穩定通貨以外的目的，這就形成了事實上的購貨貸款。利用這筆貸款，中國購買了價值4，800萬美元的戰爭物資。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國與美國達成了戰爭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即桐油借款。按照這一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將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的主要作用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的運輸。一般認為，這筆貸款是美國援華和戰時中美合作的開端。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間又以類似辦法達成了兩項貸款協議，價值2，000萬美元的華錫借款和價值2，500美元的鎢砂借款。這兩項貸款年息減為4厘，其他條件也較桐油貸款優惠。雖然按照合同條款中方仍不能購買《中立法》所禁運的軍火，但事實上中國政府利用這兩筆貸款不僅購買汽車、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軍需物資，還采購了價值2，684，700美元的45，000支手槍及其他軍事器材。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雙方又對鎢砂貸款合同作了修訂，中方得到更大的優惠。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開始把爭取同英、法、美等國開展軍事合作的問題提上日程。這一年初春，日軍占領了中國的海南島及南沙群島，南下意圖明顯。3、4月間，國民政府擬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並送交英、法、美、蘇四國政府。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中、英、法三國首先在遠東開展軍事、經濟合作，在適當時機邀請蘇聯參與，並請美國作平行行動，各國對日采取一致步驟，共同維持在遠東的權益，對日作戰各國不得單獨與敵停戰或議和。對於中國的這項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諉，誰也不肯明確表態。此後，國民政府還多次向美、英等國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可是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些努力毫無結果。
自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政策之後，國民政府為爭取美援絞盡腦汁，但所獲甚微。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時，蔣介石曾預料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可能好轉，但此後一年形勢反而日趨險惡。1940年夏秋之際，法國在本土的抵抗崩潰，隻好聽任日軍進占印度支那。英國在希特勒跨海作戰的叫囂下惶惶不可終日；當日本以宣戰相要挾時，它隻好關閉了中國僅存的對外通道滇緬路。美國雖然宣布實行對日禁運，但它向中國提供的援助仍極為有限。中國爭取美國援助之所以十分艱難，一方麵在於美國國內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麵則在於羅斯福政府一直謹慎地在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之間尋求平衡，其援華的最低目標是維持中國抗戰不致崩潰，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對美國采取報複行動。國民政府的官員們的感觸是：美國的援助不到重慶政權“最吃緊之危機，或暴敵最橫行之時”決不出手，盡管這幾筆錢對美國不過是如摩根索所說的“不比一艘戰列艦的價值大的錢”，但對重慶卻每每起到“打強心針之效能”。求援的艱辛經曆使蔣介石百感交集地說：“對敵國易，對友邦難，受人接濟，被人輕侮。此種苦痛不能大忍，則決不能當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過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國簽訂同盟條約之後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麵，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製日本；另一方麵，蔣介石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蔣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他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巨額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之後，駐美大使胡適曾致電中央，建議趁“世界大勢已極分明”之時召回駐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國的氣節和立場。但蔣介石卻決定“對德、意暫取靜觀”，同時散布對日和談的消息，以給外界造成中國去向未定的印象。隨後，他分別約請英、美大使長談。10月14、16兩日，在與英國大使談話時，蔣強調了三點：第一，“英、美素以殖民地視中國，看不起中國之力量。倘不先放棄此項成見界限，不必討論合作辦法。”第二，“英美專恃海空軍以謀遠東，對日勝利，實感不足，必須有大量陸軍之協助，始克有濟。”第三，“倘使中國停止抗戰，日本是否減少其一最大威脅之國，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實行南進政策。”“中國抗戰已愈三年，業已到決定自己地位之階段。將於兩個月內決定適應此新局麵之未來政策，斷不能長此放任不決。”18日，蔣又接見美國大使，也強調了三點：第一，國民政府“所慮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敵軍之侵略，而患國內經濟與社會現狀之崩潰”。如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則中共自無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國民政府繼續抗戰，“非有美國在事實上之繼續援助不可”。“惟美之空軍與經濟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動搖之經濟與民心”。蔣要求美國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飛機，並派遣美國空軍誌願飛航人員來華，“此實美國惟一替代對日作戰之良策也”；同時“深盼今後對我貸款化零為整，一次貸我以巨款。”最後，蔣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國合作的問題，他希望先建立一個有實無名的同盟，並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發展，“我國當隨美國之領導自無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