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讓·雷維奇
我叫傑羅姆·杜波瓦薩。我年輕時那段時間過得又窮困又悲慘；但是在我發表我的第一部小說《一座墳墓的探求》之後，也就是在我獲得龔古爾獎金的那一天，我的命運發生了轉變。我當時二十五歲，幹的是六年級教師這行可憎的行當。在我的成功公布一個鍾頭以後，我的名字傳遍了法國的大街小巷。在我的出版商的客廳裏，有上百個新聞記者問我：“您比較喜歡哪些作家？……您是不是受了福克納的影響？……”攝影記者喊著：“杜波瓦薩先生，頭朝這邊！”他們好像用身體形成一道屏障，把我跟客廳裏擠滿的人群分開了。最後我終於擠到了這群人中間。我認識了許多文人，他們握著我的手，說：“我非常喜歡您的書。”我常常聽見“才能”這個字眼，這個字眼是文學的本錢。這種以我為中心的熱鬧場麵，我並不覺得討厭，我發覺光榮帶來的第一個感覺是對這個世界感到陌生。但是，我對這個文學世界還是很中意的。據別人告訴我，那一天，我的態度“自然”得令人詫異；我自由自在地談話、微笑、行吻手禮。其實，一個人要想在交際場中應付自如，隻要把自己當作是在許多影子中間就行了。慶祝一直到夜裏很晚很晚才結束；我真巴望它永遠延長下去。
寫一本書其實很簡單。每一個大學生都辦得到。課程表的目標就是把平庸的學生培養成一個作家，或者說得正確一點，培養成一個批評家。在得到龔古爾獎金以前，我的作品沒有人注意；這個成功給它帶來了上百篇的文章；我隻記住一篇：“二十五歲的杜波瓦薩得到了龔古爾獎金。沒有一個人反對嘉永廣場的評判員的裁決。但是一個這樣輝煌的成功預示著他將來不會有任何好結果。我們可以打賭，杜波瓦薩將來一定是個隻有一本書的人。”成功不久，我離開了教育界；六個月後我又出版了《在一個城市裏散步》。這本書受到的批評非常嚴厲：“杜波瓦薩未免太急躁了一些，在他的第二部文體極不統一的書中，無法再找到他頭一部書裏受到別人那麼稱讚的堅實思想。”但是，公眾並不同意這個看法，我的才能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從今以後，法國又多了一位作家。
十年裏出了八部小說，四本論文，三個劇本。我對光榮和財運已經習慣了；我因為寫人不免一死的情況寫得太多，所以已經失去了虛榮心。
在我那個時代，有才能的人相當稀少。但是，我也並不是惟一的一個出名的人，弗特隆也勝過他同時代的人百倍。況且公眾認為我們倆的才能不相上下。我呢，是一個不信教的人，一個無神論者：我的作品觀察人生，在兩個虛無（它出來的那個和它回去的那個）之間來考察它。弗特隆是基督教文學的作家，這種文學雖然並不新奇，但是好像給他革新了，他這個家夥把那些宗教上的偉大主題——罪惡啦，通奸啦，愛情上的贖罪啦——變得有聲有色，甚至就好像生活中真有其事一樣。我們在朝著榮耀上升的過程中互相監視著。我相信盡管我們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這也並不是說我們之間毫無相似之處。
當然，我很早就想到學院了。但是一個手上握著劍，頭上戴著尖角帽的三十五歲的人是不可能跨進學院的門的。那些院士我都認識；沒有一個寫得像我那麼多；但是我們必須聽他們的。在文學方麵，多談比多寫更能使人成功。我根本沒有耐心等待七八個年頭。說到這兒，我還得承認我的弱點：我的每一本書，跟頭一本一樣，寫的時候都不知道最後會受到怎樣的批評，但是都得到了成功。然而每一次成功，都不像頭一次勝利那樣，給我帶來甜蜜的陶醉之感。現在，我常常想，要想獲得同等的快樂，隻有進入學院。真正的光榮，就是龔古爾獎金和法蘭西學院。
在一場瘋狂的夢中，瑞普蘭這個名字來到我的心裏。這個夢想越來越明確，而且到了最後我認為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瑞普蘭以殺人為職業。近二十年來，殺人的行當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下層社會去找凶手的時代也早已過去，殺人的買賣掌握在巴黎和外省的五六家企業手裏。瑞普蘭領導的企業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替銀行、教會，甚至替政府辦事。我要求瑞普蘭謀殺十個院士；他回答我：“不簡單。”接著他雙手捧著頭，考慮了很久。最後，盡管他認為事情很棘手，但還是滿足了我的要求。一個禮拜以後，他交給我一張名單。我同意了這張名單，因為犧牲這個院士或者犧牲那個院士關係都不大，隻有院士的席位才是重要的。
在四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那個夜晚，屠殺成為現實。十個遭難的人，有的是鰥夫，有的是光棍。都在半夜到早上五點中間這段時間裏被悶死在他們的枕頭上了：顯然，這是一個凶手幹的事。這件案子激起了極大的恐慌。表示哀悼的、而且在危險中的學院由警察守衛著。三十個活著的院士由暗探保護。不久，懷疑集中到有給文學家寫信的怪病的人身上。三十個人給抓起來了；有三個自動承認，可是後來又否認了。我看到一份專事敲詐的刊物上登了這樣一篇報導：“難道不應該在這次犯罪行為對他們有利的那些人中間去尋找罪犯嗎？”但是我對此毫不擔心。經過兩個月的徒勞的搜索，警察局也好像厭倦了。我造成了一些幸運的人；大夥兒已經在談論著後繼的人選了。出殯的那天，我在教堂前麵掛著黑布的空場上遇到了弗特隆。我們握了握手，一句話也沒有說。我不相信他會疑心到我，但是他的憂鬱卻比以前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