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科特正在和別人閑聊，有薩姆·克拉克、盧克·道森、鋸木廠的傑克遜·埃爾德、切斯特·達沙韋、戴夫·戴爾、哈裏·海多克，還有像是隱居了的艾奧尼克銀行的總裁埃茲拉·斯托博迪。他是1865年來的格菲爾草原鎮。當時他長得就像一隻凶猛的鳥——又尖又細的鷹鉤鼻，海龜一樣的嘴巴，兩道濃密的眉毛，酒紅色的臉頰，銀絲一樣的白發，一雙傲慢的眼睛。對這三十年的社會變遷，他並不滿意。三十年前，韋斯特萊克醫生、朱利葉斯·弗裏克保律師、公理會牧師梅裏曼·皮迪和他自己，可都是當地的領袖人物。那是毋庸置疑的；在那個時代，醫藥、法律、宗教和金融這些學科都是被貴族化了的；四個美國佬常常和那些追隨他們的俄亥俄人、伊利諾伊人、瑞典人和德國人閑聊，看似很民主，實際上卻是在通知他們。但是現在韋斯特萊克已經老了，幾乎要退休了；朱利葉斯·弗裏克保律師的生意大都被一些更活躍的年輕律師搶去了；皮迪牧師（不是現在的皮迪牧師）早就見上帝去了；埃茲拉雖然還是駕著灰色的馬車在大街上飛馳，但在這個墮落的汽車時代，沒人會去注意他了。這個小鎮就像芝加哥一樣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挪威人和德國人也有了自己的商店。社會領袖都是些普通的商人。賣釘子的和開銀行的，都是神聖的職業。這些暴發戶——克拉克夫婦、海多克夫婦——沒有什麼尊貴可言。政治上，他們穩健而保守，但是當談到汽車、獵槍和一些時髦的新奇事物的時候，卻有說不完的話。斯托博迪先生覺得和他們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但是他那套帶複折式屋頂的磚房子至今仍是小鎮住宅之最啊，他保持著自己的鄉紳地位，不時地出現在年輕人之間，用冷冷的眼神提醒他們，要是沒有開銀行的人，他們那些粗俗的生意是根本做不下去的。
卡羅爾不顧規矩，走過來和男人們坐在一起，這時斯托博迪先生大聲地對道森先生說：“喂，盧克，比金斯第一次來溫尼巴格菲爾草原鎮是什麼時候？是1879年嗎？”
“不對！”道森先生有點生氣，“他是1867年離開弗蒙特的——不，等一下我想想，是1867年，肯定是那時候——當時，他還要求在離阿諾卡上遊很遠的魯姆河邊分一塊地呢。”
“不是的！”斯托博迪先生大吼道，“他最初是住在藍地縣，他和他的父親一起！”
“他們在爭論什麼？”卡羅爾輕聲問肯尼科特。
“為了比金斯這個老家夥有一條英國塞特犬，還是有一條盧埃林犬。他們一晚上都在爭論這個！”
戴夫·戴爾的一條新消息把他們的爭論打斷了：“你們知道克拉拉·比金斯前幾天來過鎮上嗎？她買了一個熱水袋——還很貴呢——花了兩塊三！”
“哎呀！哎呀！”斯托博迪先生咆哮著說，“那是當然的，她就和她爺爺一樣，從來都不懂得節約。兩塊二——還是兩塊三？——兩塊三買一個熱水袋！法蘭絨裙子包上熱磚頭那不一樣能用嗎？”
“埃拉的扁桃體怎麼樣了，斯托博迪先生？”切斯特·達沙韋打著哈欠問道。
正當斯托博迪先生要說一下自己從生理和心理方麵針對埃拉的扁桃體的研究的時候，卡羅爾暗暗思考著：“他們不是真的對埃拉的扁桃體，甚至她的食道也感興趣吧？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他們從這些家庭瑣事上引出來，談點別的？不管別人是不是會罵我，冒個險，試試看吧。”
“我們這裏不會發生太多勞動糾紛吧，斯托博迪先生？”她很天真地問道。
“是的，太太，要感謝上帝。除了那些雇用的女仆和農場勞動力，我們是沒有其他糾紛的。跟那些幹農活的外國人打交道是很麻煩的；如果你不看好那些瑞典人，說不定他們一下子就變成了社會黨、平民黨，或者對你做什麼蠢事了。當然，如果他們得到了你的貸款，他們還是會講點道理的。我就會把他們叫到銀行裏和他們好好談談，告訴他們一些道理。我不介意他們變成民主黨，但是我絕不容忍我們這裏有社會黨。但是謝天謝地，我們這兒沒有大城市裏的那種勞動糾紛。甚至在傑克·埃爾德的鋸木廠裏也沒什麼糾紛發生，是不是，傑克？”
“是的，的確如此。我的廠裏不需要太多有技術的工人，大部分開始鬧事的都是那些脾氣古怪、貪得無厭、技術又不到家的工匠——他們就是因為看了太多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和工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