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盛夏，社會忽如這時的自然天氣，變得風狂雨驟。我們的祖國，笑容被愁顏所代替。許多人忽然像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帶著渾身的棍棒，要把過去的一切，有用的一切，美好的一切，都要砸個稀巴爛。
雷鋒——現實生活中的雷鋒，被當成修正主義的苗子，被當成“隻知道低頭拉車，不知道抬頭看路”的政治庸人而否定了。那些經常登上門來替玲玲打針、按摩的大夫，那些天天來給玲玲做好事、講故事的兒童，從此不見了，就連身體殘廢的汪興利姐姐也嚇得閉門不出了。
音樂——那些有著濃烈的抒情味道的音樂，成了“資產階級的低級趣味”，成了“與無產階級爭奪青少年的靡靡之音”，被清掃了。爸爸、媽媽再也不敢對玲玲“灌輸”這些玩藝了。而對那些震人耳鼓、聲嘶力竭的“政治”歌曲，玲玲又是接受不了的。
書籍——許多被稱為青少年不可分離的“生命伴侶和導師”的書籍，成了“用糖衣裹著的砒霜”，成了“封、資、修的黑貨”，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了。玲玲家原有三個大書架，書塞得滿滿當當的。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爸爸都把它們當成廢紙廉價地賣給了廢品站，書架上空空如此，隻剩下被允許看的一些政治書籍了。文藝書籍隻剩下了魯迅先生的著作。要一個剛過十歲的孩子去啃這些書籍，無異於要一個不滿月的嬰兒啃大鍋餅，怎能啃得了，又怎能啃出味來？
過去，玲玲的父母經常會有一個留在家裏同她作伴，現在不行了。爸爸是“黑線人物”；媽媽是“黑幫家屬”。對於這場來勢凶猛，誰也估摸不透的“革命”，他們終日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無論叫幹什麼事，不敢遲到一分鍾，不能稍有怠慢。有事也不敢請假。溫暖的家庭，忽然變成清冷的；和平明麗的天空，忽然變成灰暗的色彩。
於是，一把大鎖掛上了張家的大門，玲玲完全與世隔絕了。她的住房再也看不到一張張熟悉的笑臉，她的身邊再也不會吹來一股股春風了，她的活動範圍完全被限製在一個隻有十來平方米的狹窄的圈子裏。她睜大驚恐的眼睛，看著這個發了瘋的一片混濁的世界，她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既惶惶不安又百思不解，她的一顆年幼的心被擊碎了。她感到孤獨、寂寞、空寥，她的心越來越摸不著邊兒，摸不著底兒。
也不知誰的“恩典”，這場“革命”掃蕩了一切，就是沒有掃蕩兒童玩具。爸爸媽媽先是想到了它們，想以此來安慰女兒那顆受了傷的心。但他們記起在幾年前發生的事，又覺得這樣恐怕“欺騙”不了已經十一歲的玲玲。還是在玲玲七、八歲的時候看到跟自己差不多的孩子都上學了，玲玲急得直抓自己的頭發。為了“轉移”她的注意力，爸爸媽媽買來了一個個玩具。
“玲玲，你看這汽車多好哇，你要好好地跟它玩啊，好乖乖，聽話，啊！……”
“玲玲，你看這小花貓賽不賽？你要與它保持友好……還有，熱水袋裏我給你裝上了涼水，你玩膩了，玩得心煩了，就拿它冰冰臉蛋兒……好孩子，聽話啊……”
這時候，玲玲總是強打精神，做個笑臉說：“知道了，知道了！走吧，你們快走吧！”
等爸爸、媽媽一走，玲玲卻又換了另一副麵孔。麵對眼前的一個個玩具，她喃喃自語：
“小夥伴們，你們要是會說話多好，那樣，我可以和你們玩，我給你們講故事，講好多好多的故事；你們累了，我就攬在懷裏，讓你們美美地睡上一覺……你們怎麼不講話呀，你們真都是啞巴嗎？……”
這個時候，她覺得它們的麵目是那樣的可憎了。它們一個個在輕視她，在嘲弄她；她生氣了，抓過一個個玩具來，就胡亂砸巴。
“我不和你們玩了，我不和你們玩了！……”
砸得手疼了，便一股腦地把它們往地下扔。那些可憐的玩具，有的在地板上骨碌碌亂轉，有的仰麵朝天躺在洗臉盆裏，有的被扔出了窗外。
把玩具摔完了，她就把臉埋在枕頭裏，用手指甲摳著床單，痛苦地呻吟著，號叫著：
“爸爸、媽媽呀，你們為什麼把我一個人關在屋裏？快放開我呀！我要去上學，我要和小朋友們一塊兒去做遊戲！”
“爸爸、媽媽呀，你們為什麼把我關在籠子裏？老圈著我，我的腿就要被圈軟了啊，快把這悶死人的籠子打開吧，讓我和樹林的小鳥兒一樣，自由自在地飛吧……”
就這樣，她哭哭笑笑、摔摔打打地苦度著時光。爸爸、媽媽回來了，見地上到處扔的都是玩具，知道女兒又在家生氣了。他們心中是清楚的，女兒長大了，應該給她開辟新的生活園地了。但眼下女兒的腿是這個樣子，又有啥計可施呢？……
爸爸媽媽想不出安慰玲玲的好點子，又想“故伎重演”，於是，他們找出了一個大布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