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陽
在我們這個時代，地方文化和傳統的毀棄或複興，確實不得不與政治—經濟相聯係。一個地方的傳統和文化的現狀，必須透過政治經濟學這麵鏡子才能看清楚。例如，為什麼地方政府要以瘋狂的熱情搞城中村改造，為什麼農民在現代化項目中比國家還激進？這些都必須在政治經濟學的透鏡下觀察才會得到深刻理解。就此而言，我們應當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改成“一切堅固的東西都變形了”。
但是以上看法仍有局限。農民與國家的“偉大現代主義”項目間，確實存在“協力”和“契合”。但這是指農民在意識形態或觀念方麵經常與國家的表達是一致的，他們都將“現代性”視為最高級的狀況。這也是說，農民在實踐層麵通過“棲居”的方式進入、接受或適應現代性。這種契合和棲居，包括農民和政府在談判征地時，總是以貨幣的多少來衡量是否值得放棄耕地。隻要補償費足夠多，就可以換取傳統生計資源的放棄。但這種契合隻限於意識形態和觀念層麵，限於農民—政府—資本三方基於政治經濟學背景的共識。而在此之外，人們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確實受到了踐踏甚至遭到“悄滅”。我用“悄滅”來表達這種緊張的存在及其嚴重性。它們是一些沒有公共“疼痛感”的死亡事件。生命被悄然掐滅，死得無聲無息，沒有表達任何反抗的意願，沒有出現抱怨的言辭。這裏沒有什麼“隱蔽話本”可循，也沒有抵抗的姿態。與此同時，“掙紮”則表達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在被悄滅的一瞬間的身體姿態。我的這些反思和發現，很大程度上來自觀看紀錄片《故鄉》（我和詩人於堅合製）某些片斷時感到的。
《故鄉》中有這樣一組鏡頭，滇池小村的兩個婦女從村裏走到昆洛路東的菜地裏去掐茴香，然後又越過公路回村。這條路建成於2005年，是一條被昆明的地方政府稱為“現代典範”的高速公路。其中一個跟拍鏡頭是，兩個婦女背著背簍朝家走，背簍裏裝滿茴香。穿越公路時，她們驚恐地躲避著汽車，就像戰場上的逃難者躲槍炮一樣。這組鏡頭使我很震驚。我由此聯想到幾個月前，就在同一地點，在一次穿越公路的瞬間，汽車碾死了同村的一個老婦人。她當時扛著一把澆菜水的糞瓢。這種糞瓢的樣式在整個滇池沿岸地區差不多一樣，一頭是用馬口鐵焊成的水瓢，連著一根木頭或竹子的把。
這個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一次幾乎得逞的“悄滅”，和在那個時刻生命“掙紮”的姿態。這個瞬間顯露出，小村人的日常生活時空與“偉大現代主義”之間的齟齬。這樣的瞬間，讓我記起小時候用水灌螞蟻洞，突然失去家園的螞蟻逃生的那一刻。
坦率而言，如果不是於堅的攝像機捕捉到這些鏡頭，我不會感到這些日常生活的瞬間是如此驚心動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想雖然小村人在觀念上和規範性的行動方麵，經常表達出他們與“偉大現代主義”的契合；但在他們“自願”棲居於這個現代化時空中時，一些本來與世無爭、生活得很安然的生命卻正在被“悄滅”。這種死亡每天都在發生，看上去甚至與“偉大現代主義”沒什麼直接關係，它們是以偶然或正常的方式發生。
當我們不得不承認農民與國家及其“偉大現代主義”之間有著契合的時候，當我們通過政治經濟學這麵鏡子觀照當代農村變遷的時候，也許還應該看到：在這個恐龍城市邁步走過的地方，許多仍習慣於扛著糞瓢走田埂路的人，被“悄滅”於它的巨足之下。血的教訓遲早會教會那些幸存的人如何“棲居”在這個美麗的新世界，這條高速路上很可能不久也會建起行人過街天橋。但是在這之前被“悄滅”的那些生命就什麼都不算了。他們是“學費”，是一些茫無頭緒的自殘或互相爭鬥的結果。大昆明將用它那“東方日內瓦（或蘇黎世）”或“新加坡”的偉大光芒消除一切陰影。如果不是我們這樣不知好歹的人存在的話，幾隻蟲子被“悄滅”這樣的事情也將不會存在過……
（作者係人類學博士，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