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堅
當年，魯迅提倡拿來主義，是在文藝上。但一個世紀過去，拿來早就不止是文藝上了。思想的、技術的、物質的，觸目皆是。連草皮都是進口的，恐怕隻有空氣和上帝沒有拿過來了。
拿來了又如何呢？雖然已經不倫不類，但中國還是中國。看得見摸得著的都可以拿過來，新加坡的圖紙可以拿過來，美國的圖紙可以拿過來，但圖紙後麵有個無法畫在圖紙上的東西，“道可道，非常道”，是拿不過來的。比如實用主義。
胡適當年引進實用主義，意在將空談主義的中國引向具體行動的中國。實用主義，“在鄙棄一切字麵的解決，無用的問題和形而上學的抽象方麵，它與實證主義是一致的”。“實用主義首先是一種方法。”但是方法並不是道，實用主義“不會把這些詞（上帝、形而上學）當作追求的終結，你必須把每個詞的實際價值表現出來，放在你的經驗裏應用”，真理“是事件或過程”（詹姆斯《實用主義：一些舊思想方法的新名稱》）。有點像雅斯貝爾斯說的“上帝就是行動”。嗯，就是“易”嘛。實用主義，我以為翻譯成“易主義”更有意思。“天下即人身。”遠古中國，道器並重。“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係辭》上傳·第十二章）變通，不是在形而上變通，也不是在形而下變通。而是“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雖然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好像是二分，但是“樸（道），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製不割”（老子）。後來，朱熹主張“知先行後”，開始坐而論道，重道輕器成為中國思想主流。到清末，理學已經成了本本，韋編三絕，窮經皓首，喪失了行動——“易”的能力。中間王陽明曾經出來修正，講知行合一，但已經無濟於事。“五四”看起來激進，但骨子裏還是重道輕器，盛行的是“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林毓生）。胡適主張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有撥亂反正的意思。
胡適始料未及的是，到後來，一路走偏，器成為道。實用主義在中國成了實利主義、實力主義、勢利主義、現金即刻結算主義……貨幣重估一切價值，利就是道。有利可圖的才做，“生生之謂易”，有益於生生，但無利可圖，不做。害生，但是有利可圖，做！比如三鹿奶粉。比如詩，像星空一樣無用、遙不可及、無利可圖，就成為鄙棄調侃的對象。我有個學生，二十一歲，喜歡寫詩，他告訴我，他從來不敢在那些立誌考哈佛的同學麵前承認自己在寫詩。一個人秘密地寫，像是地下工作者，這種野蠻環境恐怕隻是中國特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大人之學。如今這個時代，是小人之學盛行。官本位，說到底，就是小人之學。
詹姆斯、杜威們的實用主義並不否定上帝、真理，並不否定“止於至善”。“如果沒有哲學遠射的光輝照耀著世界的前景，我們是無法前進的”（詹姆斯）。實用主義是大人之學。“人的信念在任何時候都是積累起來的經驗”（詹姆斯）。上帝、真理、“止於至善”，“生生之謂易”，是經驗的不斷積累。實用主義並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個背景。當杜威在進行“哲學的改造”的時候，教堂沒有關閉，善沒有被“站隊劃線”取代。上帝無論怎麼實用，“止於至善”是沒有問題的。主義不是道，隻是方法，終極價值還是在上帝那裏。
中國的情況不同，實用主義是在摧毀“止於至善”的世紀狂瀾中進入中國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魯迅）。魯迅擔心的是“止於至善”的“凝固”，到了“文革”，“止於至善”這種“凝固”了幾千年的“道”被“政治正確”取代。事情就不一樣了，政治正確並非終極價值，此一時彼一時也。不講終極價值，不講“止於至善”，“易”就變成靠欲望、利益驅動的機會主義，也止於欲望、利益。
“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範疇’和假定是必需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後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詹姆斯）。但是，“萬物並作，吾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複命”。
不隻是“易”主義，還要“複命”，“止於至善”。善是什麼？生生。
（作者係詩人，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