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堅
應大學文學院邀請，去為詩歌比賽當評委。這個大學是我的母校，過去在城裏，與尋常百姓、鍾鳴鼎食之家毗鄰，舊時王謝堂前燕，有時候都會飛到大學屋頂去的。現在搬到郊外的山上去了，很遠，孤零零地獨占一個山頭，像是建在了一個農場裏，但建築規模浩大，看得出來，動了腦筋，追求高質量，注入了巨額資金。
進得校門，乍一看，完全是普林斯頓或者哈佛的派頭，實實在在地模仿，全新的普林斯頓，隻是沒有蒼鬆古木掩映，新挖來種下的樹木還瘦，缺乏掩映的效果，顯得荒涼冷清。最宏偉的建築是大禮堂，先賢寺那樣的圓頂，前麵是巨大的廣場，空無一人。校園裏缺乏老校區的人氣，雖然莘莘學子已經入校，但總顯得形單影隻。
後來發現，這學校裏基本上隻有年輕人，小孩、中老年人幾乎看不見。老校區是個社會，新校區看起來就像一個年輕人的訓練營地。既然學生都搬來了，為什麼看不見老師呢？原來老師還住在老城那邊，拖兒帶女，社會關係盤根錯節，一時半刻要搬過來也不容易。老師要搬來，那還得把一個社會搬過來，老師要生活呀！
生活就是傳統，就是習慣，就是文化呀。書店（不能隻是新華書店，大學教師應當去“書屋”）、CD店、劇院、電影院、花店、幼兒園、托兒所、商店（不能隻是小賣部，否則那感覺跟“文革”時代流放五七幹校差不多，會影響思維方式）、菜市場、洗衣鋪、擦鞋店、酒館、茶館（茶館相當重要，咖啡館可有可無，在大學裏，茶館是不可須臾或缺的，當年西南聯大，許多傑作都是在茶館裏產生的）、醫院、飯館（如果教授要請來訪的普林斯頓吃烤鴨，你總不能帶他去公共食堂吧）……遠遠不夠，咖啡館總得有幾家吧，要不然，學生和學生，老師和老師去哪裏交流學術心得？沒有。就是有起來，恐怕也得過幾十年了，公共設施好辦，但一家咖啡館要開得能產生法蘭克福學派，恐怕要個把世紀。這一代是沒指望了，肯定的。所以上完課，老師們就統統乘車走了。夜裏，大學裏隻有學生和幾個輔導員。
其實無可厚非，萬事開頭難嘛，現代大學本來就是西方產物，就當剛剛引進吧。但覺得即便模仿得如此到位，與普林斯頓相比，還是缺著點什麼，一時想不起來。後來與美國一大學的訪問學者J教授聊天，說了一故事，某市把宏偉的城市規劃圖給來訪的美國建築師們看，嘖嘖，真是高、大、全。但建築師先生弱弱地問了一句，教堂在哪？市長先生啞然失笑，問得太荒唐了，壓根就沒想過。猛然就想起，那全盤模仿普林斯頓的新校區，沒有教堂！
記起來了，我今年秋天去普林斯頓大學，去哥倫比亞大學，學校最經典的建築物就是教堂。大學固然奉行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但教堂是不可逾越的，《聖經》當然可以批評，也可以高呼“上帝已死”，但無論如何自由之思想，也不能逾越“七大罪”的底線。希特勒那樣的“獨立人格”，也必須有教堂鎮著他，得有個供盲目追隨者醒悟後懺悔的去處。沒有教堂，但是新校區有大會堂，意思是，西方大學裏教堂承擔的角色，由這個巨大的會議室來承擔。開會時濟濟一堂，會一散人去樓空。教堂有懺悔室，禮拜時你昏昏欲睡，過後你可以單獨去找牧師懺悔。開會呢，就像攏筷子那樣，手一鬆就散掉，每次都要重新攏一回。大禮堂可以把希特勒之流抓來批鬥，但無法令他懺悔。
當年把大學引進中國的先驅們，難道不知西方大學最重要的建築是教堂嗎？當然知道。但是他們引進了大學而舍棄了教堂，為什麼呢？我們有文廟啊！所以大學建在老城裏，因為有文廟，教堂就不必了。文廟與教堂是兩回事，文廟當然也供至聖先師，但文廟不隻是布道的場所，文廟還有廟會。
中國的教育從來不與社會和日常生活世界隔絕，寓教於樂，寓教於日常生活世界，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中國是天下一家的社會，大學不能隻是像西方大學那樣，在孤立於社會的象牙塔裏接受知識。西方教育可以那麼做，因為有教會和個人主義的傳統保證著核心價值。過去中國的大學很好玩，那是文廟的延伸部分，在校園裏你可以遇到愛因斯坦在文廟的古鬆下喝茶，也可以遇到康德在散步，可以遇到鞋匠老李，與他談談他老家的土豆，因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大會堂終歸太實用，它不像文廟、教堂那是一種價值體係的象征。過去中國的地方官員甫一上任，大興土木，第一件事就是要重修文廟。隻靠開大會，精神價值流於說教，無法潛移默化的，這個弊端今天應當已經看得很清楚。
離開學校時，天已經黑了。在校區門口看見外麵搭著幾個醜陋的塑料大棚，荒野上有一排燈火，問是幹什麼的，呃，農民在那裏擺了些小吃攤點，立即成為整個校區有人氣的地方。
（作者係詩人，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