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
猶記少時讀《龐檗子遺集》：“春盡橫塘雨又風，昏燈短被臥孤篷。夢回何處數聲笛，卻憶楓橋半夜鍾。”家大人笑謂：“化古之難，由此可知。龐家烏篷船上‘夏蚊成笛’，居然也風雅得想起《楓橋夜泊》來！”
龐樹柏，字檗子，號芑庵，江蘇常熟人。這一首《舟中夜聞笛聲》化古不成，還不能得一妙字，鬧了不少笑話。它的根本問題是第三句第五字，若要合乎近體詩的聲調，此處應出之以一平聲字，如果非用仄聲字不可的話，下句第五字亦應轉為平聲字以救之，如老杜《蜀相》“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者是。這首詩的毛病尚不止此，據說與龐檗子同為南社社員的詩人陳去病就曾經說：“此題一去其‘舟中’可也，二去其‘夜聞’可也，三去其‘笛聲’亦可也。”
更有意思的是龐檗子的一首《烘書誤焚百卷有感》詩，從詩前短序可知，這一批不幸燒掉的大多是作者剛購得而尚未及閱讀的書：“木瀆南廬藏書有未及寓目者都百三十冊，比來霜雪侵陵，霪雨漫漶，烘之竟焦燒一空，共瓶廬居士條幅並成飛灰，不勝歎泣。”
這裏得先來上一段小注。瓶廬居士是誰？就是大名鼎鼎的翁同龢。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清鹹豐六年（1856）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曆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
以龐檗子的政治立場來看，對於翁同龢未必肯一同聲氣，之所以會收藏他所寫的條幅，應該還是基於純藝術的愛賞。條幅給失火燒了，龐檗子顯然還是心疼得很。底下這首詩裏同“宰相”一職作對的“參軍”——不消說——就是指桓溫任荊州刺史之時的南蠻參軍郝隆，此公曬書故事見《世說新語·排調》，識者耳熟能詳，也就不贅了。但是，下引詩句中為什麼會有“宰相筋”一語呢？我隻能就記憶所及胡亂猜測：鬆禪相國之書，筆力虯勁，世所共知，而衛夫人《筆陣圖》更有“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之語，猜想是龐檗子鑄詞的來曆。千金散去最殷勤，刻燭風簷望不群。
鄴架風流驚一炬，秦灰劫數哭三墳。
無端過化參軍腹，有幸熏烝宰相筋。
且送煙輕江渚上，霞紅漫染是斯文。這詩是有情感的。但是南社諸公群而不黨，有一位出身湖南湘鄉的張默君就曾撰小文品題：“芑庵烘書誤焚之事絕不堪說，以其僨事之愚，不宜示眾也，而竟賦之，怪哉！”意思很明朗：能幹下這樣的蠢事，還好意思賦詩宣傳嗎？
我的看法不同。龐檗子是有所本才敢寫這首詩的。
有個更老幾輩兒的老前輩，是《清史稿·列傳·儒林三》的傳主之一鄭珍（1806—1864），字子尹，晚號柴翁，別號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長等。鄭珍有一個念起來像繞口令的集子——《巢經巢詩鈔》。在這個集子的卷三之中，有這麼一首詩，題名《武陵燒書歎》。燒書之人好像都得有個說法，鄭珍自不例外，他的這首詩也有一篇序，說的那一套跟後來的龐檗子一模一樣：
“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舷破，水沒半船，翌抵武陵，啟箱簏，皆透漬。烘書三晝夜，凡前所鈔述者，或燒或焦，半成殘稿，為之浩歎。”詩是可愛而富有人情的，把愛書人的焦慮傷感以及懊憾表達得淋漓盡致：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
心知元氣不可複，但求無死斯足矣。
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
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複自撫摩之。
此情自癡還自笑，心血既幹轉煩惱。
上壽八十能幾何，為爾所累何其多。有了鄭柴翁這首詩，我才敢說：烘書不成而燒之，是另一種不便明言其謔的風雅——得以一舉而燔之的恐怕都是些化為煙埃而不必覺得可惜的玩意兒。
（作者係小說家，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