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傑
中國人缺乏閱讀習慣，是近年常使我困惑的一個現象。我多次在國內的公共場合——長途汽車上、候機樓裏，看到一些老外，背著大大的旅行包，在嘈雜的人聲裏捧著一本書，讀得很投入。細看那些書的封麵，也不是什麼經典，大抵還是流行小說之類（但也有讀狄更斯的），未必算作“高雅”，可問題是，要在周圍的中國人裏找到一個讀書或者看報的（市民小報也算），還真有點不容易。我想來中國旅遊的老外未必個個都是向學之士，卻處處看到這種景象，對比之下，令我們中國人羞愧。
按理說，中國傳統本來是很尊重文字和書本的。《淮南子》裏說，“倉頡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動靜很大。許慎說，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不是簡單的記錄工具，而是載道之器。在民間，自明清以後，惜字會一類組織廣泛建立，雖與科舉這一功利性目的相關，其理論依據和經典所述仍是相通的。同樣，讀書這一行為也具有極重要的象征意義。蘇東坡言：“人生識字憂患始。”讀書人一旦建立了“士”的認同，自要超出小我，擔當起“澄清天下”的使命。
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文字在那些不識字的人們中間的影響力，也超出了近代不少學者的想象。1907年，來中國遊曆的俄國學生阿列克謝耶夫注意到：“在這裏，人們不能忍受哪一個空餘的地方沒有貼上對聯。”這些對聯雖然“並非出自貧困家庭居民、店鋪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識一個的船夫之手，但他們對其表達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這些經典語錄受到了這些文盲或半文盲們的喜愛。中國的文化積澱在這裏表現得尤其明顯”。
不過，晚清以來很多讀書人認為中國人識字率太低，導致知識無法普及，成為近代貧弱的一個主因。他們經常提到的一個對比是，日本的下女、車夫都能看書讀報，所以國家才強。然而，隨著教育普及的目標日漸完成，中國人的識字率空前提升，讀書看報在技術上絕對不是一個問題了，閱讀卻仍是稀見的行為（此隻是就“閱讀”這一行為而言，尚不涉及“誌於道”的層麵）。
說來吊詭的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恐怕恰與現代教育的普及有關。在這種教育觀念中，文字那與“道”相關的神聖性被褫奪了，而被當作一種簡單的記錄和溝通“工具”，“讀書”也主要被視為兒童進入社會獲得職業之前的知識和技能培訓過程。這隻要看我們老是宣傳“知識改變命運”即可知。其實，知識自身未必能夠改變命運；真正改變命運的是，人們讀書既久而習得的一種健全的人生態度。但時下所謂“教育”，並不注重人心靈的培育，實際不過是“教學”而已。
如果讀書僅僅被視為一種獲得知識和技能的手段，而不是人和“道”溝通的中介，則學生一旦畢業，自然感到修成正果，無需讀書了。今日也有人提倡學校畢業後還要接受“繼續教育”者，或者呼籲建立一個“學習型社會”。不過，看他們的論述，其所謂“教育”和“學習”，大抵仍是知識和技能的補充。這或者可以幫人在社會上“安身”，但絕不會幫人“立命”，而人在簡單的物質生存之外，總是會遇到這個更為“抽象”的問題的。可是，學生在學校裏並未受過這方麵的訓練，畢業之後麵對“異己”的社會，仍會不知所措。這類悲劇近年我們已看到太多。
在這種教育理念指導下，應試教育愈演愈烈，進一步導致了中國人閱讀興趣的喪失。三十年前曾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格言，這些年已少有聽到，但那裏體現出來的取向仍在。在應試教育中，唯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書”便是教科書和習題集，其他與考試無關者，都被視作“閑書”，最好不讀（近年教育部似曾向中小學生推薦過一套經典的文學作品，但據我接觸到的幾個例子，學校對這套書的態度似乎仍是對待功課的態度）。這樣，學生不但無法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且根本可能認為讀書是一件枯燥無趣的事（我曾經翻過中學曆史課本，倍感無聊；如果這就是“書”，我也寧可不讀）。
當然也會有人說，像老外那樣天天捧本流行小說，也未必就能“立命”。這倒是真的。但關鍵首先是要先從讀書中體會到樂趣。我相信一個有著良好閱讀習慣的人，對生命的理解總會比別人多一些層麵，更為精細，也更為通達。即或是流行小說，有時也令讀者靈光一閃。倘由此起步，再上層樓，有一天在下水道裏也能被黑格爾照亮（參看《下水道工人的問與答》，《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8日），自然更佳。
（作者係四川大學教授，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