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漁
1910年11月10日，列夫·托爾斯泰決定離去。“為什麼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為若不這樣，最終歸於死亡的生命就毫無意義。”淩晨5點不到，他就吩咐車夫套馬，帶上日記、鉛筆和羽毛筆，匆匆逃離了波良納莊園。從這一天開始，19世紀的大門在他身後緩緩關上。
他早就想離家出走了。1884年是第一次，但走到半路他就感到自己尚缺乏力量，不得不返回家中。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難過極了……真不該不走。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對自己小國寡民的莊園主生活感到羞恥，“這一切如何了結”？早在1880年代初，他就希望能按福音書的指示把自己的全部財產分給窮人，並身體力行，開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實行平民化，布衣素食，體力勞動。“有個時期我曾經以自己的才智、門第自傲，現在我知道了，如果說我身上有什麼好的東西，那就是一顆敏感而又能夠愛的善良的心。”他在《懺悔錄》中說，“我們這種富豪的、博學的人們的生活不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義。”他決定放棄自己的利益，放棄自己的家產和版稅，統統分給窮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穩。他的這一決定讓他的妻子大為惱火，二人之間齟齬不斷，托爾斯泰的耳根再也難以清淨。
“這一切如何了結？”他認為“一切時代的優秀分子”都應該好好考慮這個問題。人的生而不平等、人類尊嚴感的喪失、人性的罪、政治的惡……這一切如何了結？他不認為“暴力抗惡”是一個可選擇的道路，暴力本身即為惡，其最終導向的結果仍然是一種惡。他強調“道德的自我完成”，他在1908年的日記中寫道：“是啊，需要進行自我修養——我在八十高齡的今天所做的，正是我十四五歲時懷著特有的熱情所做過的同一件事：自我完善。”這種“自我完善”以克服自我為中心並勸人為善，“要想使人們的狀況好起來，必須使人們自己好起來……而為了使人們好起來，必須使他們越來越多地關注自己，關注自己的內心生活”。他成了一個悲天憫人的、宗教教主式的人物——看到冬天裏的乞婦，那乞婦又冷又餓，“而我穿著暖和的短羊皮襖，一回到家就大吃雞蛋！”他感到痛楚、羞愧；看到街上的雛妓被帶進警察局，“而我卻在一間幹淨舒適的房間裏躺著看書、喝無花果泡的水！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對此無法忍受，內心深受煎熬。但人們在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裏照樣過他們的日子，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世界很正常，發瘋了的隻能是托爾斯泰，他說：“我知道，我是瘋子”；“我在這瘋人院裏難過極了”。
最終，托爾斯泰選擇了飛越人間的瘋人院，離家出走。他希望自己的老年能夠像印度人一樣離開家庭到森林裏去。他在出走那天夜裏寫道：“我的做法與我這種年紀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樣，即拋棄俗世生活，以便獨處，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度過一生最後的時日……”他要像一頭自由的野獸，為自己尋找一處幹淨的死亡之地。他逃到奧普京修道院後，因已被革出教門，他怕自己不被接納。站在修道院院長居室的台階下，他脫帽佇立，不敢貿然進去，先請人傳話：“請您說一聲，我是列夫·托爾斯泰，也許我不能進去吧？”院長迎出來，張開雙臂說：“我的兄弟！”托爾斯泰撲到院長懷裏痛哭失聲……
我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物嗎？作為精英集團的一部分，我們如今的知識分子還能在窮人麵前以富貴為恥，在暴力麵前以怯懦為恥，在專製麵前以枷鎖為恥，並在自我的心靈和頭頂的星空下深深懺悔自己的罪責嗎？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從心，耳聲，也就是說，“恥”是跟心和耳朵有關的。古人稱耳環為“羞恥”，左耳環叫“羞”，右耳環叫“恥”，最初的耳環就是用來規範女子走路姿勢的。人若無恥會怎麼樣？顧亭林說：“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若無恥，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因此管子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顧亭林以為：“四者之中，恥尤為要”，而“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知恥方可後勇，隻有苦苦追求，深深自責，才能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搖唇鼓舌是簡單的，振臂高呼也不難做到，難的是要對自己采取行動。
1910年11月20日，列夫·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19世紀的良心，黃金時代的締造者，死在他出走的途中。死前他說：“其實……我愛很多……他們怎麼……”這是他最後的話，我們可以試著將其補充完整。
（作者係詩人，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