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陽
兩個青年懷抱吉他，邊彈邊唱自己編寫的“蟻族之歌”。身邊幾位雍容華貴的女士（全國政協委員），邊聽邊擦淚。
這個場景發生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出租房內，這裏是“蟻族”聚居地唐家嶺（位於北京海澱區的一個城中村），時間是今年三月“兩會”期間。
如此貧困的生活條件，如此漂泊的人生……政府的反應是，對包括唐家嶺在內的五十處城中村盡快改造。讀者再熟悉不過的那種拆遷即將來臨。據說這樣做是為了拯救蟻族，他們的生活條件差，這裏將蓋起舒適的廉租公寓。
蟻族的問題於是乎被化約為經濟或所謂“剛性需求”。這種思維天經地義，屢試不爽。即如武漢的拆遷戶被活埋也是賠“五套房子”便能搞定。我想，這是當下特有的一種“政治正確”：用錢可以通約一切（包括精神性要求、無語的信念甚至身體性的慣習）。關鍵是，這裏確實存在不能為錢或物質財富所通約的東西。蟻族就是一例，請看《蟻族》的歌詞：什麼地方是我們天堂，什麼地方是我們夢想，什麼地方是我們的希望，什麼地方讓我們飛翔；什麼地方有我們家鄉，什麼地方有我們夢想，什麼地方有我們希望，什麼地方讓我們瘋狂……別的且不說，歌中無疑傳遞著一種精神流浪者的懷鄉情結。但這是為了遠離家鄉而唱的懷鄉之歌。說一個人“為了能唱一支鄉愁曲而遠離故鄉”好像有些不通，但這恰恰透露出“生活在別處”的青春本質。
每個人年輕時身上都會躲著一個眼望天邊外的流浪者。這是一個隱秘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在生活中，隻有一部分人能夠成為實踐的波西米亞人，這些人被稱為盲流、北漂或蟻族。
人類學家將這種生活稱為生命的過渡儀式。它是從天真少年進入庸常成人生活前的一段特殊人生階段；它脫離慣常生活的軌道；它充滿可以使人自憐和自豪的貧窮。它意味著自由和放浪。於是，來到北京，在生活成本低廉的城中村聚集成群，形成人類學家特納所說的“共同體”和“朝聖者”；有些是藝術家群落，有些模仿藝術家——北漂；有些幹脆被視為蟻類。雖然誰都想過上堂而皇之的生活，但是隻有將就於城中村，而且似乎隻有城中村才能提供建造“共同體”的空間：這裏房租便宜，生活方便；在這裏和愛人同居；這裏有共患難的一群人；當你唱起“蟻族之歌”的時候，天地低昂，路人動容。說得更遠一點，這是中國古代便有的讀書人“漫遊”傳統之當代版，這是一個人遲早將回到“居住”之前的一種生命狀態。漂泊總會終止，“流浪者總要歸去”。在有條件融入都市的地方，他們便會順次脫離邊緣共同體，定居下來，成為中產者。如果不能在漂泊之地安居，便告老還鄉。對他們來說，波西米亞式生活會成為一段永遠的記憶。而在目前北京的情況下，連城中村也即將被消滅，許多人隻有打道回府。說實在的，這些人的聚集是北京作為城市的文化創造力之根源。
以上這些看法，很少出現在有關城中村改造的分析/報道中。我們隻看到如何打造“光明—田園—衛生城”，如何拆除使蟻族陷入“貧困生活”的城中村。沒有人說城鄉結合部孕育了創造精神，也沒有人說精彩人生是與這裏的社會空間相互生成的。今天我們確實需要在“經濟”這個麵向之外，看出這些人及其生存是在經曆一種“朝聖之旅”。如果沒有這種視角，城市改造將隻是一場打造空殼巨人的城市恐龍化。
（作者係人類學博士，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