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堅
都說中國是個大國，隻是到了春節，才知道也大不到哪裏去，再大也就是一個家，而且每家都在看電視，而且隻看一個頻道。我平常不大看電視，每到春節，看場春晚倒成了樂趣。又是一年，看看那些歌啊舞啊又鬧些什麼。嗯，我們的生活日新月異，當了一年華僑的人回到老家，北都找不到了。電視節目倒像故鄉一樣，還是那些老麵孔，老嗓子。
就看見小品在演農民。今年演的農民還算好的，甘於平庸，沒有一門心思想著嘩眾取寵，惡搞老農。觀眾沒有笑夠，所以惡評如潮。仿佛不尋點開心，不開涮一下什麼，不笑個一塌糊塗就過不了春節。倒讓人以為是不是一年都不開心。過去的春節，不是以開心為主，倒有些莊重，樸素、安謐，拜天地、敬鬼神、閉門思過什麼的。但這個小品表現的農民形象，還是20世紀以來的那個基本套路，怎麼看都有點阿Q的影子。那小品的意思是，農民做秀，捐三千元，愚昧，多按一個零成了三萬元。又要保住麵子又心如刀割，貧嘴、狡猾，Q！年輕人看了這台晚會，他可能努力要成為劉謙、王菲那樣的人物，誰願意成為那三個土疙瘩笑料呢？
在每個家庭刨根問底三代以上其祖先必是農民的中國，在最農民的中國，農民居然是個貶義詞。“你太農民了！”是一句用來貶人的漢語熟語。魯迅筆下的阿Q，不知何時起已經被教授們解釋成中國農民的傳統形象。網上隨便一搜，便可見這類汗牛充棟的高論：“阿Q精神實際上就是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個體小生產者整個不健全心理狀態或習慣……”“得過且過，昏天黑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愚而詐、呆而壞、剛而奴是他們共有的心理習慣”。這是不是魯迅的本意，不知道。當年《阿Q正傳》連載時，“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這些人不是農民，而是讀書人。但阿Q也確實是個“鄉下人”。無論如何，魯迅的阿Q，隻是他個人虛構的文學形象，卻被當作傳統中國農民的現實形象，流毒甚廣。現實裏有這種放之四海皆準的形象麼？本質主義對20世紀的中國影響至深。農民，那是汪洋大海，豈止趙莊一個阿Q可以概括。比如雲南高原上少數民族村莊中的農民；比如辛棄疾詞“醉裏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裏的農民；比如攝影家呂楠在《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拍攝的那些農民，我敢肯定他們之中沒有一個阿Q。就是在紹興鄉下，恐怕與阿Q水火不容的閏土式農民也不在少數。阿Q如雷貫耳，可我們身邊的阿Q是誰？恐怕完全符合標準的一個也找不到。阿Q在現實生活裏子虛烏有，某些導演卻一塑造農民形象，就或輕或重地把他們朝Q席對號入座。
20世紀50年代，一些作家試圖塑造農民新形象，他們不再是阿Q，而是革掉了阿Q之命的新農民。但埋下了一個伏筆，阿Q依然是農民的典型形象，他們要再生，隻有革命一途。當革命不再是鄉村社會的首要任務，鄉村重返傳統的勤勞致富、過殷實小日子的老路，阿Q是不是又回來了呢？嗯，那些小品調侃的正是當代農民。字母有二十六個，調侃一下趙莊那位Q未嚐不可，但用一個Q代表其他二十五個，且年複一年地調侃挖苦，恐怕不是“止於至善”。
阿Q家喻戶曉，但也有關於“鄉下人”形象的其他看法。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的研究，我以為比較靠譜。“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城裏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全書語氣沒有絲毫居高臨下、批判、調侃、挖苦，同情的語氣，在中國，倒顯得另類了。米勒的《拾穗者》異曲同工，農民被畫成大地上的聖徒。印象派大師凡·高也畫了許多農民，畫勞動之舞，畫勞動時穿的靴子。凡·高畫的可不是“勤勞致富”的農民。勤勞，而沒有致富，是不是勞動就應當被拋棄呢？中國今天普遍是這麼想的，在這種價值觀的引導下，鄉土中國毫無尊嚴，無數村莊人去樓空、自慚形穢。勞動就是勞動，勞動著是美麗的，致富不是勞動的唯一目的，失去了勞動的富裕是貧乏，凡·高讚美了勞動的無用這一麵。20世紀西方哲學偉人、《存在與時間》的作者海德格爾高度讚美凡·高這雙沾滿泥巴的破靴子，為此寫了長篇論文。海德格爾斥責那些城裏人，他們“在村子裏，在農民家裏，行事往往就跟他們在城市的娛樂區‘找樂子’一樣。這種行為一夜間破壞的東西比幾百年來關於民俗學的博學顯耀所能毀壞的還要多”。
《存在與時間》的作者還說：“讓我們拋開那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對‘鄉人’的關心，學會嚴肅地對待那裏的原始單純的生存吧。”
（作者係詩人，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