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過也是這一時期辛棄疾的追隨者，“少有誌節，以功業自許，博學經、史、百氏之書，通知古今治亂之略，至於論兵，尤善陳利害”。力主抗金，曾屢次上書朝廷，均未采納，仕途不暢，懷才不遇，終身布衣，但俠肝義膽的精神十分旺盛。他生性豪爽，被稱為“平生以氣義憾當世”的“天下奇男子”，詞作篇篇皆是歌頌抗金，發泄胸中鬱悶不平之氣。慷慨昂揚，痛快淋漓，不受任何約束，大有一吐為快的情致。他的《賀新郎》《六州歌頭·題嶽鄂王廟》或大談兵事，或對抗金英雄的歌頌，他的《唐多令》先寫景，後抒情，抒發了壯誌未酬的感慨，情景交融，耐人尋味，據傳此詞一出，“楚中歌者竟唱之”。劉辰翁一連和了七首，周密則因詞中有“重過南樓”之語而易詞調名為《南樓令》，可見此詞在當時影響之大，流傳之廣。
從風格上更接近辛棄疾，比陳亮有過之，他的《沁園春》：“鬥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台。’二公者，皆掉頭不顧，隻管銜杯。白雲‘天竺飛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愛東西雙澗，縱橫水繞；兩峰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爭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來晚，且此徘徊。’”這首詞寫來十分新穎，構思奇巧無與倫比，他把白居易、林逋、東坡三大詩人各具特征的相聚一處，在談詩，在交會，並把自己與辛棄疾也穿插其中，與三位古人相會，有點狂放傲視，讓人驚愕，但他做到恰到分寸，令人無法攻評，可謂大手筆也。他學辛棄疾的創新，不步別人之後，散文化，引用故事、詼諧風趣的詞風確實與辛棄疾不分伯仲，據說，當辛棄疾看到這首詞後十分欣賞，“致饋數百千，竟邀之去”（《桯史》）。這種形式靈活，自如推移安排，幽默情趣著實讓後人喜愛。把自己穿插古人中，又把辛棄疾也貫穿其中，二人與三古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聚合，這是一個別具一格的會晤，也是二人在古人中尋求知音同調的相會。這種寫法隻有劉過一人，他人是不可複製或模仿的。辛棄疾就是一個善於創新，走出新路的人，而劉過在創新上又超過了辛棄疾，說明了古人的創新意識之強，追求藝術形式美的無止境，正是這種精神才使我國藝術寶庫不斷豐富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