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豪放詞人中，成就最高，能開宗立派，成為領袖人物的當屬蘇軾。蘇軾是詞學上第一個既有理論，又有創作實踐的大詞人。他的“自是一家”“頗壯觀也”。其內涵是“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與人品一致”，“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人生感受。”經他之手，詞由表現女性化的柔情擴大到了表現男性的陽剛氣魄，男性心理、氣質在詞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和描繪。在詞中，從蘇軾開始，男性生活才有了表現的一席之地。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古代男權占據統治地位。認為女性僅是工具、玩偶而已，把女性作為生活的附庸；二是封建禮教統治下，男子是正人君子，特別是文人學士更是如此，他們不宜在詞為豔科的小家什中出現；三是男尊女卑的作祟。男子應是頂天立地，不宜兒女情腸纏身。基於這種認識，蘇軾能在詞中確立男子地位是非常有膽略的，也是十分有勇氣的。寫男子心裏所思所想，寫男子所作所為，這是對詞境的一大開拓和創新。寫男子的個人性情和懷抱，男子的激情進取精神，遠大的胸懷和理想，生命力的強烈，徹底蕩滌了詞為小兒科的卑弱地位，開南宋辛棄疾豪放一派之先河。同時，蘇軾詞一改詞僅為歌者而作的格局，而是變為一種與詩一樣的文學藝術，真正擺脫了音樂束縛的尷尬地位，社會萬象沒有不入詞的，這樣一來，詩詞並列，詞的文學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蘇軾能創作出大量的豪放詞，我認為，一是性格原因，二是文學發展的必然，三是心胸的豁達曠放。蘇軾一生坎坷無數，打擊一個接一個，從21歲的春風得意始，到四五十歲倒黴就開始了，家庭中丁憂連連，仕途上一貶再貶，甚至入獄，幾近於死，因為貶了再貶，朋友遁去，家道貧窘，妻子亡故，實乃雪上加霜，傷疤上撒鹽，如果對常人而言是難以熬過這一悲慘關的，早已心力交瘁，崩潰垮掉了。但蘇軾卻能笑容相對，麵對家事世事的不順，卻能優遊從容，不悲傷，不氣餒，不怨天，不憂人，心態極為平和中正。為君為民的儒家傳統也沒有任何改變。他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也不讚成司馬光的舊法，他的主張是：“不複較量利害，參用所長”，他因反對新法慘遭打擊，但他對司馬光的作為也不讚成，並提出自己的有力主張，像這樣一心為民，對生活、對生命的執著尊重，在封建官吏中是不多見的。但他曾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丐，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說明他心胸開闊，包容心態極佳。他這種心態是超越人生地位、身份、教養的一種博愛，是人類之大愛，為此，對那些蠅營狗苟，極具偏見和私欲狂的人們是不屑一顧的，可見他的寬闊不囿於事的人品！同時，他還具有寧可讓人負我，我絕不負於人的大胸懷。他的這種精神和心態，正是他儒、釋、道三位一體的結果。蘇軾的父親是古文名家，耳濡目染，細加調教，母親又知書達理，從小對其進行古代誌士事跡講述和熏陶，磨礪其意誌名節，在書香門第的深刻影響下，學識相當淵博，年輕時學識修養已相當深厚，有遠大的濟世為民思想，積極入世為國、為民、為社會，個人恩怨則從不計較，通俗的說是大度，深層次論則是高人、達人，這是儒家思想的表現。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無論通達時，還是逆境中，一如既往，從不改變自己的言行，這又是釋家心腸。在財物麵前，在利益麵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麵前，他又能自適和超脫，這又是老莊哲學的體現。總之，儒、釋、道的融彙是蘇軾的哲學基礎，他這種哲學思想在北宋三教合一的社會氛圍中更是遊刃有餘，“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蘇軾對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接受和實踐，造就了他的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風采。儒家思想使他匡世濟民，奮厲用世。佛家思想使他為人坦蕩，品節高尚，道家思想又使他多投入，不謀私利，曠達超脫於人世。“這種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於物外的生命範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鬱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一生中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飽經憂患，但創作激情更為高漲，使藝術追求上已達到了精深美妙的新境界，對人生、社會的認識更為深刻全麵，內心的情感意緒表現得更為深刻獨到。就藝術上而言，蘇軾的兩次政治迫害和流放生活成就了他文學獨創的地位，如果沒有兩次沉重的打擊和貶謫生活，他能不能有如此豐厚的文學作品，有沒有如此大的影響還要另當別論。所以說，他的貶謫生活並不完全是他人生的不幸，而是他人生的綻放，也是他生命最有意義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