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史主義的“解構”意識相當明顯。而它的“解構”對象恰恰就是風光一時的“解構主義”。因此，有人將其劃分為後現代主義的陣營。它強調文學文本的生產的曆史語境，重估文學最初產生時的社會和文化，即重新強調被解構主義、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文論割裂的文本與語境的關係，並將兩者的關係稱為“社會能量的流通交換”。他們關注“曆史事件如何轉化為文本，文本又如何轉化為社會公眾的普遍共識，即一般意識形態”【105】。文學文本闡釋的語境有三層：寫作語境（作者意圖、傳記、意識形態等）、接受語境（社會組織、社會機構、讀者群等）和批評語境（批評者在批評場中的位置）【106】。新曆史主義者“結合曆史背景、理論方法、政治參與、作品分析，去解釋作品與社會相互推動的過程”【107】。雖然，新曆史主義將整個文化看作一個文本，但其側重點還在於經典文學文本。
以格林布拉特為例，他是公認的新曆史主義領軍人物。格林布拉特就是通過對莎士比亞經典作品的文化解讀提出自己的新曆史主義文論主張。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通過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羅列爵士如何在詩、書信、遊記中將自我加以戲劇化，表達出他內心的孤獨與混亂。後來格林布拉特又將這種“自我戲劇化”運用於英國文藝複興時期的作家身上，發展為“自我塑造及呈現”。其重點是“觀察作家在表達觀念、感情，呈現本身的欲求時，所牽涉的社會約束、文化成規、自我的形成及表達方式”【108】。隨後，格林布拉特將自己的“自我塑造”理論運用於文藝複興時期的經典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奧賽羅》、《十二夜》、《李爾王》、《麥克白》、《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格林布拉特“在文藝複興研究中烙上他自己現在所體驗和意識到的人性印記。打破傳統曆史-文學二元對立，將文學看成是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在曆史語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109】。格林布拉特的新曆史主義文學批評強調在文學的曆史語境研究中烙上自己所體驗到和意識到的人性印記。他認為“文學永遠是人性重塑的心靈史”【110】。
因此，格林布拉特所從事的新曆史主義文學批評，實際上是借助於文藝複興時期的經典文本對文藝複興這一文化現象的研究，即一種基於文學文本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對此，格林布拉特是諳熟於心的。他在西澳大利亞大學（1986年9月）演講時，將新曆史主義稱為“文化詩學”（演講的題目就是“通向一種文化詩學”）。
文化詩學通過對經典文學文本的解讀實現顛覆傳統的目的，而海登·懷特的反實證主義的曆史詩學則是通過對經典曆史作品的解讀完成的。盡管海登·懷特曾經為新曆史主義進行過辯護，但他明確表示自己並非是新曆史主義的一員，因為他認為自己建構曆史詩學“工程”是對傳統曆史進行的現代主義改造。海登·懷特主要通過曆史文本的文學性、虛構性來重新界定曆史真實。他探討的是文學、政治與曆史的關係。為此，他從多個層麵上（認識的、審美的、倫理的）對曆史文本進行解讀，以發現經典曆史著作的奧秘，創造出更多真實性、可讀性的經典曆史。如果說，文學批評的目的是發現優秀的文學文本，海登·懷特的曆史詩學則是發現、創作經典的曆史文本。
與將文學看成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格林布拉特相反，海登·懷特把曆史當作文學（詩歌、小說、散文）。安克斯密斯說，海登·懷特是將曆史當小說來讀的第一人。曆史詩學研究曆史的方法主要是文學批評的，實踐分析的過程也是文學批評式的。這種研究得出的結論既可運用於曆史研究，也可反哺於文學研究。海登·懷特的曆史詩學是關於曆史的文學、文化批評，而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則是關於文學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不同。因為兩者的落腳點不同，前者是通過文學看文化，而後者是通過文化看文學。前者是一種文化研究的人類學、社會學方法，它將文學看作是社會/文化信息的載體；後者是一種研究文學的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批評方法，“並非是那種作為文化人類學的分枝的、看重於對藝術現象作發生學與史前史研究的藝術人類學。而是一種以文化人類學研究為思想架構、通過其對視野、方法、立場等借鑒而形成的關於文學的批評實踐。”【111】
海登·懷特的曆史詩學與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之間也不是沒有共同之處，兩者都受到格爾茲的人類學“厚描”方法、福柯的話語權力關係理論、巴赫金的對話與複調理論、伽達默爾的“上溯”與哈貝馬斯的“下傾”的解釋學文論等理論學說和研究方法的影響。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提出的“振擺”說與海登·懷特“故事解釋與話語轉義”都強調話語的多層次性和互文性。格林布拉特說：“我認為，這種存在於統一和區別、名稱一律和各具其名、唯一真實和不同實體的無限區分之間的擺動，一句話，在利奧塔和詹姆遜所闡述的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擺動，已經形成了一種關於美國日常行為的詩學。”【112】隨後，他描寫了美國總統裏根作為文化構成的人“振擺”的生存狀態。作為總統的裏根並沒有一直停留在單一的政治領域，而是在審美領域、政治領域和其他話語領域之間不斷地來回“振擺”。裏根作為一個文化人在多個話語領域的“振擺”有一個深層結構──美國結構。“這不僅是一個權力、意識形態的極端和軍事黷武主義的結構，而且是包括我們為自己建構的快感、娛樂、興趣空間在內的結構。”【113】格林布拉特的“振擺”與海登·懷特對曆史敘事進行審美、認識、意識形態的表層結構和四重轉義的深層結構的分析在結構主義的方法上是相同的。
總之，曆史詩學是汲取多種文學批評方法探究曆史意識普遍模式的四重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這種四重分析模式既不同於它所借鑒的每種文學批評方法，也不同於新曆史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可以這樣認為，曆史詩學是汲取了諸多養分的盛開於曆史領域的一朵嶄新的文學批評之花。
當然，它並非適合於對任何文學文本進行批評，海登·懷特自己也隻是將這種方法運用於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一小段關於貝爾·羅貝噴泉的描寫。作為一種新的批評理論方法，它還有待於更多具體文學批評實踐的檢驗，並需要在以後的批評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
注釋：
【1】王寅：《語義理論與語言教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邁克爾·萊文森：《現代主義》，田智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3】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像》，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4】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像》，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頁。
【5】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像》，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頁。
【6】徐岱：《基礎詩學──後形而上藝術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3頁。
【7】徐岱：《基礎詩學──後形而上藝術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8】理查德·沃林：《文化戰爭：現代與後現代的爭論》，轉引自周憲：《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頁。
【9】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 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Vol.24，1993，p.14.
【10】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徐大建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85頁。
【11】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徐大建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2頁。
【12】安托瓦納·貢巴尼翁：《現代性的悖論》，轉引自周憲：《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頁。
【13】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Polity Press，Cambridge，1987.
【14】大衛·萊昂：《後現代性》，郭為桂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15】理查德·沃林：《文化戰爭：現代與後現代的爭論》，轉引自周憲：《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頁。
【16】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7.
【17】海登·懷特：《後現代曆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
【18】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38.
【19】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33.
【20】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31.
【21】懷特海：《思維方式》，劉放桐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05頁。
【22】Hans Bertens and Joseph Natoli.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Blackwell Publisher，2002，p.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