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麵講的是天津港需要什麼樣的文化，那麼，培養這種文化則更為重要。那麼，怎樣才能讓文化不飄在空中？
於汝民：天津港這幾年推進企業文化建設的主導思想就是要做到“讓文化看得見”，我認為把握住以下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或培育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文件上，而是要在所倡導的文化理念指導下，有意識地去做若幹事情，把文化理念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處理上。
第二，企業倡導的企業文化必須符合廣大員工的切身利益，要能夠不斷提高員工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平。比如，天津港倡導“發展港口、成就個人”的核心價值理念，就體現了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符合員工的切身利益，得到了員工的真心擁護。我們通過開展讀書學習活動、舉辦各種沙龍、進行企業文化培訓等方式，讓員工很自然的受到文化熏陶，接受企業倡導的文化。
第三，領導必須帶頭踐行企業文化。如果你一方麵說“發展港口、成就個人”，另一方麵又對員工的收入、福利、文化生活、政治地位等問題漠不關心，那麼員工就不會相信你這一套。為什麼要強調這三點？
於汝民：實際上，“明治維新”能給我們很大的啟示。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過了“五四”運動以後就基本沒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丟了。結果，中國儒家文化中很多好的東西，沒有被我們發揚，卻被新加坡發揚了，被韓國發揚了，尤其是被日本發揚了。可見日本對文化進行吸納、改造、更新的能力之強。而“明治維新”就是一場典型的新文化改造運動。“明治維新”在曆史上很有名。大家都知道，那是天皇為了廢除日本中世紀以來的風俗習慣，鼓勵和移植西方生活方式而進行的一場變革運動。
於汝民：雖然有很多人都知道這場運動，可是卻很少有人了解它是怎麼做的，更沒有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小細節。曆史上是這麼記載的：1873年3月20日午飯前夕，日本天皇皇宮裏侍奉天皇的女官和往常一樣，來到天皇所在的禦學問所。她的任務是給天皇梳理頭發和打扮妝容。但走進門以後，她不禁大吃一驚，天皇居然已經將自己的頭發剪掉了。這是日本曆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除了天皇這樣率先垂範外，為了推動變革，日本政府還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推行這些社會改革。在這期間，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小冊子，講解斷發、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
1872年，司法省和東京府製定了一個有關文明違章處罰的法令，這套行為規範從當年11月在東京開始，之後迅速在其他各縣實施。
1874年，日本社會上又出現了一本奇特的書，書中借兩人對答的口吻，對當時政府實行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征兵、租稅、學校製度等衣食住行的變化進行答疑解惑。對話的人一個是代表保守的普通市民，一個是代表開化的新派人物。這本小川為治撰寫的《開化問答》站在當時政府的立場上，向日本的廣大群眾宣傳鐵路、電報、電話、警察、陽曆、貨幣等問題。木戶孝允自己主辦了《新聞雜誌》，不斷報道天皇和宮內官員穿西式服裝、出遊歐洲的消息。我們都知道，“明治維新”是成功的，它讓東京的麵貌隨之一新。比如，東京在1871年出現了第一家西餐館，名叫“開陽亭”。不久，又有許多西餐館開業。各式各樣的日本人來這裏大吃牛排，而原先牛肉在日本被認為是髒東西，根本不吃。現在卻有許多人喝著啤酒和白蘭地，說著蹩腳的英語，用筷子在牛肉火鍋裏找肉吃。東京西餐館的風習，又很快傳到大阪、橫濱和神戶，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明體係。
於汝民：是的。現在，中國企業要搞好文化建設，“明治維新”的很多做法都給我們提供了借鑒。我們能從這場改造運動中看到：
第一，一種文化的形成首先來自高層的理念，來自於理念與社會文化、個體目標的溝通與配合。如果不是天皇率先垂範，可能就不會出現全社會都如此重視這場運動。
第二，要倡導一種文化理念，就要通過一件件的事情來體現這種理念，不能僅僅停留在宣講和說教上。明治維新在出版《開化問答》和《新聞雜誌》的同時，還製定了一套有關文明違章處罰的法令，這就是把新文化“做細”和“做實”，而不再是空中樓閣了。
第三，要培育一種相通的文化，就要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可和擁護，要能夠提高每個人的文化素養和道德水平，從而調動每一個人參與的積極性。在明治維新中，不管是天皇率先垂範、開展宣傳工作，還是頒發製度規範，其基本指向都是為了解放人、發展人、成就人，因此才吸引那麼多人加入。天津港文化鼎揭幕天津港內部刊物天津港利用“全國企業文化示範基地”這一平台組織高層研討對於你說的三個方麵，你認為最難克服的環節是什麼？
於汝民：要推進文化落地，高層首先要明白：要改變一個企業的文化是最難的，因為文化的載體是每一位員工，隻有每一位員工積極地適應變化，參與變革，才有可能讓整個企業的文化之風有所轉變。而這正是企業文化建設最難做好的環節。
這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不認可公司提出的文化理念，都拒絕參與到文化變革的進程中來，文化建設將無法進行。所以，解鈴還需係鈴人，當領導個人的行為並不總能輕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時候，就要想辦法將領導層麵的意識觀念，轉化為企業集體的思維方式，效果就會不一樣。回顧中國近代史，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僅僅是幾位君子在金字塔的塔尖做著試圖推動整個金字塔的努力；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得到了來自草根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我們在采訪中也了解到，你對中層領導幹部家屬的工作非常重視。你能談一談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具體的做法嗎？
於汝民：基層企業的領導幹部對企業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很多工作部署都要靠他們實現。那麼，爭取幹部家屬的支持就更加重要。誠如中學班主任都明白的：盡管學生總在自己眼前晃，但最能影響他的，絕不是老師，而是他的家人。成人也一樣。對於那些占主流的男性高管群體而言，他們受背後夫人的影響，顯然要超過所謂女強人受背後先生的影響，這是不爭的社會現實。
所以，每逢年底，我都會給集團下屬各個公司的總經理夫人寫親筆信，詳細介紹她先生在這一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完成指標情況以及下年度所麵臨的經營指標，還要描述天津港的願景和目標，並對她們表達感謝之情；每隔兩年，我還會派專車接她們到天津港參觀一番。其實，不管是寫信，還是參觀，都是為了讓這些夫人們知道：一，天津港是很有發展前景的，而他們的丈夫在這裏工作，是會大有作為的；二，天津港的領導對她們的先生在工作中所作出的貢獻是給予充分肯定的；三，我們的工作需要她們的支持。你給總經理夫人寫信的做法非常特別，我們看到，其他企業一般還是采用比較正式的推廣方法，會議、標語、企業刊物、職工聯誼活動等；但也有的是流於一種形式，看得見摸不著，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於汝民：這些做法的問題在於，並不是企業在形式上推廣什麼，什麼就真成了企業的核心文化，就像一個人可以靠抹化妝品來掩飾臉色，卻無法真正改變精神麵貌一樣。形式上的企業文化往往成了騙人又騙己的東西。
其實，文化不隻是這些物化的東西，它更多是一種精神的力量，是以人為載體的。企業文化作為企業所有管理行為在精神層麵上的反映，與企業所有管理行為相對稱。別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場經濟和企業，那種文化傳統和底蘊是一種氣質，不是搞一些標語、口號，開幾次研討會就學到手的。在當前這場金融危機中，有人建議中國的企業去收購美林、摩根斯坦利等投資銀行。有一位經濟學家講了一段很經典的話。他說：美林在美國人手裏是美林，到了中國人手裏就不是美林了，國際上大的投資銀行是一種文化。我非常讚同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