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轉移作用的發揮取決於資金的籌集規模，在現行區本級與街道、鄉鎮的財力平分秋色的體製下，區本級要擴大轉移支付資金規模有較大困難，因此轉移支付的調控能力有限。從轉移支付內容來看，體製性的轉移支付是以收入為計算依據的，均衡調節的作用很弱。例如，本區的華亭鎮，雖然每年區本級都對其進行體製性的轉移支付，但仍然難以改變該鎮財力水平處於本區最低的局麵。而專項轉移支付通過項目性質、配套比例、投向等手段，有一定調節作用，但因核定標準未與街鎮實際的公共財政保障能力、水平及需要聯係起來，因此作用有限。
我區的補助收入主要包括體製補助和專項補助。體製補助主要是曆年財稅體製改革形成的基數；專項補助主要是落實市、區政策性的補貼或補助。從7個鄉鎮2011年情況來看，體製補助收入占補助收入的80.1％，是補助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體製補助主要也是以收入為計算依據，對於收入水平較低的街鎮，其獲得的體製補助收入也是相當有限的，調節作用微乎其微。
（四）產業結構、功能定位的影響
各街鎮的產業結構、地區功能定位等方麵的差異，影響街鎮收入狀況和收入結構，進而影響公共財政的保障能力。
例如，北部的華亭鎮，以現代農業為主導，是嘉定區現代農業園區所在地、長三角地區農業產業示範區，有耕地麵積32046畝、規劃糧田13100畝、規劃菜田4100畝，是全區6萬畝水稻最低保有量任務的主要承擔者。由於農業功能鎮的定位，稅收收入相當有限，財力水平在全區最低，而每年的農業資金的投入量卻很大，勢必影響其他公共服務的提供。為了保證華亭地區享有同等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服務，區本級必須對其進行輸血，實施必要的財力支持，以保證其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
又如，安亭鎮雖然財力水平處於本區各鎮之首，但其稅收分享收入並不占優勢。因為安亭是上海的國際汽車城，以製造業為其支柱產業，以繳納增值稅為主，而增值稅的分享比例非常低，因此其隻能通過擴大經濟總量來彌補稅收收入分享比例較低的尷尬，緩解支出壓力。
（五）外來人口數急劇增加、人口導入因素的影響
隨著中心城區人口導入以及新流入的來滬人員逐步擴散到郊區，我區人口在近幾年間呈爆發性增長態勢。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我區戶籍人口56.2萬人，常住人口達到150.6萬人，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2％。與“五普”相比，常住人口增加75.3萬人，平均每年增長7萬人，常住人口增速明顯超過上海市平均增速。
根據要求，要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公共服務資源，而這些基本的服務資源通常由最直接的基層政府承擔，因此每年因人口因素而引起的支出壓力很大。
除常規的外來人口流入外，由於落實大型居住社區（簡稱大居）市級重點項目，大量人口由市中心導入我區，大居的建設，市政、商業配套，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社會管理等支出急劇上升。如我區最早一批承擔大居建設任務的江橋鎮，其目前的財政負擔相當重，原來它的鎮級財力處於鄉鎮中間水平，但按照常住人口計算後，其人均財力水平要倒退2位，導入人口對其財力和支出水平的影響較大。江橋鎮大居建設增加的公共支出主要體現在社區治理、日常管理、市政、公建配套等方麵。
1.社區治理成本較高
大居一期規劃建築戶數1.8萬戶左右，規劃居住人口5.2萬人。截至2011年底，已辦理進戶手續16323戶，總入住人數約29463人。二期規劃建築戶數6600戶左右，規劃居住人口2萬人左右。從“四高”小區目前入住的人員來看，人員結構非常龐雜：一是老弱病殘多。預計50％為退休老年人，20％為未成年人（學生、幼兒），其中不少是患病人員、傷殘人員和低保人員，遷入人口的家庭贍養和社會救助負擔沉重。二是待業人員多。由於小區周圍產業單一，服務業欠發達，就業機會少，市區導入居民意見頗多，衝突增加，管理成本提高。三是外來人員多。目前，整個社區約有4189套房屋出租，外來人員近2.09萬人，占整個江橋外來人員的15％，其中絕大多數是無業流動人員。四是問題人員多。包括“兩勞”釋放人員、吸毒人員等，在多個政治敏感節點時期，需要特別的管理措施，大大增加了社區管理難度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