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輪中美接近，中國所解決的是地緣安全問題，而這一次，中國的利益首先著眼於“幣緣”：從產業布局上說，目前中國所整合的製造業主要還隻是居民消費類產品，在發達國家產業體係中，這塊所占比重僅僅是1/3~1/4，真正的“大頭”在於重化工業，以機床的數控化說，目前中國剛過30％，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為70％，換句話說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還遠沒走完，同樣，發達國家的重化工業重新布局也才剛剛開始，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的出口經濟，其核心任務已經不是再去賺更多的外彙，而是在於靠“外需”與內需一同拉動工業化進程；同時，目前人民幣的地位與中國經濟規模是很不相稱的，未來需要使人民幣成為東亞地區區域儲備貨幣之一。從滿足這兩點訴求上說，中國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選擇：
與美國協調美元政策，保持現有的國際金融體製不被打破，以現有的經濟秩序完成中國的工業化；
主動與歐盟協調，增加持有歐元的數量，使得外彙儲備多元化，而其後果是美元大幅貶值，全球經濟“硬著陸”，中國則在危機中利用儲備積累獲得利益；
保持對歐美的中立政策，在後續經濟波動中左右逢源，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對於歐盟，美國的優勢或者說是第一選項的優勢在於：美國早已進入“虛擬經濟”階段，擁有“先發”的優勢；中國對外貿易80％靠美元結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間僅僅去依賴剩下的20％的貿易額是不現實的，而且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客觀上會推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美國建立在貨幣霸權上的軍事霸權反過來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撐，而從這點上看，美元的穩定性會高於歐元。當然，這些並不能抵消前麵所說中國在這場博弈中的“非對稱優勢”，這一優勢是根本性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愈發明顯的顯現出來——中國對美國而言是唯一的選項，而對中國而言，前述的另兩個選項則並非是不能接收的。
曆史告訴我們，當我們處於國際架構重新“洗牌”的時期，在國家關係中任何對“長久”、“穩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實際的，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與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同時美國近期在國際事務中的表現使得他的國際形象變得非常的糟糕，這些使得任何國家都難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國完全捆綁在一起的理由，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中美戰略性接近”這個總的“綱領”對中國與歐盟國家、與俄羅斯等國的關係而言，所意味的是改變，但並不是疏遠。而從曆史來看，我們不能忘記：在二戰最終戰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兩國基於未來貨幣體係主導權的政治鬥爭就已經展開；而在冷戰中的60和70年代，為分得部分鑄幣權，西歐國家同樣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場的流通次數，以加大同一時間內美元的流通量，並以此引爆美元危機。同樣，“中美戰略性靠近”不等於說中美棋局中對抗的成分從此就煙消雲散了，合作與對抗必然將同時存在，中國在國家基本利益問題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過主動進取才能得以解決。
伴隨著最新一輪的全球化發展，現在的大多數國家實際上都已是“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中國的崛起是世界“幣緣”戰略格局中棋手的變化，中國之所以能夠有資格做“棋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規則的選擇：中國政府具有足夠的行動力，無論是亞洲金融風暴還是非典時期，政府的表現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國在“幣緣”問題上對歐美具有“不對稱”的優勢，我們有13億人的國內消費市場，在國際“幣緣”問題上具有多種選擇，而對手則恰恰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除去消費市場之外，另一個問題在於能源。近些時候中國政府連續宣布發現大型油氣資源、可燃冰，同時開始建立戰略石油儲備，這一切的背後，恐怕都有深遠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