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上世紀90年代，東亞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還呈現比較均勻的分布，93、94年之後，中國憑借其先天固有的優勢、強大的工業能力（重工業規模中國比巴西、墨西哥、俄羅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開始對東亞經濟形成整合，而亞洲金融風暴又在客觀上加速了這個過程，近十幾年來，日、韓、東南亞諸國及港、台地區的貿易順差從主要來自歐美變成主要來自中國，東亞內部貿易率從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國“入世”之後，東亞經濟格局從先前的均勻分布演變到現在成為中國對歐美統合進行貿易。
正是這個“出人意料”的變化最終徹底打亂了西方國家最初設想的理想世界：原本，無論貨幣霸權如何分配，貿易順差都分散在各個發展中國家、地區，這些國家中無論任何一個對此都不具備發言權，而彼此之間對歐美貿易順差份額的爭奪也使這些國家很難結成嚴密的同盟，隻能被動地接收歐美爭霸的最終結果，而其他發展更加滯後的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被排除出“食物鏈”。而現在，由於中國的加入，以上的這種可能性已經不複存在了。
最初，東亞經濟出現整合的征兆時美國也許就有所察覺——上世紀末激化朝鮮半島局勢，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權矛盾，支持台獨勢力，也都可以理解為美國對東亞經濟出現整合趨勢後的最初的對策，就是要設法重新打散東亞經濟布局，打斷東亞經濟的整合過程。顯然，現在的事實證明這些手段都不怎麼奏效，這一方麵是由於中國製造業強大的競爭力，另一方麵也得益於中國政府在麵對周邊潛在衝突時超乎尋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報，但中國這20多年來的付出的確是有回報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要麵對著周邊潛在的地緣威脅和國內民族主義的一片罵聲，而在這兩重壓力之下卻還依然故我地維持著可以說有些笨拙得隱忍政策，而其回報則是：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將東亞地區的貿易順差高度地集中了起來，美國貿易逆差2/3來自東亞，其中中國一家所占份額超過了一半，一個延伸出來的效果是：由於中國製造業產品出口對其他國家保持著優勢，使得這些國家不敢隨意地調整本幣的彙率，必須緊盯人民幣彙率，這就使得中國逐漸可以間接主導東亞各貨幣的彙率變動，從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區域貨幣關係。就這樣，原先西方國家想定的國際新格局因為突然間硬生生地加進中國這個新棋手而被徹底顛覆了——整合了東亞經濟的中國主導著世界2/3淨儲蓄額的流向，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對淨儲蓄的來源地則沒有選擇。
至此，對比1971年，雖然環境和主題都已改變，但當時的那種感覺卻又回來了：對美國而言，所謂的雙赤字政策到現在已經積累了數萬億美元的債務，而且其雙赤字現在正在以平均每秒兩萬美元的速度增長，而雙赤字的擴大使得大筆的美元無法回流到美國，於是便造成了國際範圍的美元過剩，在這之後，則非常可能是一場世界範圍的大通漲——現在從石油到食品一連串的價格上漲便是先兆，一旦發生則意味著美元以及美國的國家信用都將迎來末日；歐元崛起之後已經成為了歐盟內部貿易的主要流通貨幣，一部分鑄幣權已經從美國手中滑落到歐元區國家，而且歐元的強勢已經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聯儲數次加息的努力。
而對中國而言，如前所說——以中國為核心的新東亞產業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圍繞人民幣的新的貨幣關係則使得我們擁有了“有中國特色”的“幣緣”優勢，離開中國，無論美國還是歐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與東亞的經濟對話；與之相對的是，如果美元本位製國際貨幣體係最終崩潰，那麼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肯定不可避免，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就過不下去，中國13億人的國內市場消費能力還遠沒開發出來——有人說中國經濟上會步日本後塵，恰恰是沒有看到中國的這一潛在優勢，美國在對日談判上能壓製日方其根本在於日本國內消費早已飽和，日本在出口問題上沒有退路，而中國並不存在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