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曾寬慰、告誡弟弟說：我們現在處於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就一心一意做個光明磊落、鬼服神欽的人。待到名聲既出，信義既著，即使隨便答言，也會無事不成。所以不必貪財，不必占便宜。
曾國藩對家族的名望或聲譽十分看重，為了保持這個家庭的名望和聲譽，曾國藩可以說憚思竭慮，鞠躬盡瘁。
常言道，樹大招風。由於家大業大勢大，兄弟幾人都在朝廷做大官，外麵就有不少關於他們兄弟的傳聞。
曾國藩就不止一次地聽說過對他們兄弟惡行的指責，曾國藩聽了以後，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轉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責備，或者委婉相勸，希望他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因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賞罰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個叫金眉生的官員就被好幾個人彈劾，結果家產被抄，被沒收，妻子兒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飽受風寒冰凍之苦。曾國藩說，難道這個金眉生果真萬惡不赦嗎？其實，不過是名聲不好，懲罰隨之而來罷了。
所以說，人言可畏，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那些議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興起，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結束。眾門悠悠，沸沸揚揚，防不勝防。那些有才華的人，因為那些懷疑與誹謗無根無據，雖然惱怒，但還是悍然不顧，結果誹謗一天比一天嚴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為這些徘謗無根無據而深感恐懼，於是，收斂下來認真反省，並對自己今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十分謹慎，結果誹謗不攻自破，謠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國藩說：我忝居高位，又獲得了極高的虛名，時時刻刻都有顛覆的危險。通觀古今人物，像我這樣名大權重的人，能夠保全善終的人極為少見。因此，我深深擔憂在我全盛之時，不能庇護你們，到了我顛覆之時，或許還會連累你們。所以，我隻有在我沒事的時候，時常用危問苦語來勸戒你們，這樣或許能夠避免大災大難啊!
曾國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說：“我愛別人，別人卻不親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愛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們以禮待別人，別人卻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禮儀是不是不周到。”……我的聲望越來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從何說起，隻恐怕名望超過了實際……這全部責任在於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這份榮譽。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他對自己的名望始終抱有懷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就認為沒有什麼名望。他從自己至愛的兄弟們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隱患，由此及彼，別人會怎樣就可想而知了。
懷著這種深沉的認識和憂懼，曾國藩把這一感觸不時傳送到兄弟們身上。他鼓勵、勸勉他們為百姓多幹實事，勿為名望二字所累；他說：“那才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阿兄的幸運。”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是把名譽和貪婪相聯係的，貪婪的人，惡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譽在外。一旦名聲遠揚，就可以不拘小節了。曾國藩的見識可渭高拔，甚至可以說有點狡猾，他把好名聲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應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慎用權力、忍讓求全
困心恒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歎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
——曾國藩曾
曾國藩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貫例：一省的軍事最高長官是提督，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這幾千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提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湘勇與綠營，共同操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無異是一種“酷刑”。先是副將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沒有把曾國藩和塔齊布放在眼裏。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清德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
於是，綠營兵大恨曾、塔等人。
當時，長沙城內，同時駐紮著兩種部隊：綠營兵與湘勇。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集。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情同水火，漸至常生械鬥。
曾國藩起初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隻將參與械鬥的勇丁加以棍責，嚴行約束；綠營兵則置之不問。誰知這一來，正合了曾國藩的兩句話：“君子愈讓，小人愈妄。”綠營氣焰更盛，益發耀武揚威，公然淩辱勇丁了。曾國藩不得已而谘請鮑起豹按軍法整飭，鮑置之不理。綠營兵於是膽子更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