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之後，曾國藩的最小弟弟曾國葆病逝軍中，對此，曾國藩深表哀痛，除為其撰墓誌銘外，在挽聯中情意深切地說：“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曾國藩盡管由於兩個弟弟接連死於軍中，頗覺悲痛，發出“舉室效愚忠”的慨歎，但他認定：急國家之難，是最大的“公”。曾國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國藩還寫信給初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告誡他說：“吾輩當為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腦滿腸肥之達官也。”
立世大智慧
身為高官，就應懷著匡濟天下、忠心為國的抱負，投身到他所認定的事業中去。曾國藩不但自己這樣做，還動員他的兄弟也這樣做。
宦海之途當知畏
我們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將我家視為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都處於危險之中。所以，應該專心講究寬和、謙遜，也許這樣可以處高位而尤危險。
——曾國藩
官場外麵的人隻知羨慕當官者前呼後擁，號令一方的榮耀，卻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無自由的苦惱。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於失敗，可以說無時不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尤其是進退都不自由的時候，當官的興致也就減去許多。康熙皇帝說：大臣們頭發白了，還不讓你們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時候？想到這裏，你們就該多體諒啊。曾國藩於同治初年寫給他弟弟的信中說：
“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嚐不想幹脆躺在棺材裏算了，也許比活在世上更快樂。越這樣想，焦慮越多，公事越繁，而長眠快樂之期更是杳元音信。”可是在這種時候，曾國藩又被升為大學士，責任越重，事務越多，被人指責也就越多。
當曾國荃打下天京卻回家暫時休息時，曾國藩像算卦先生一樣，為其上算是出去做官還是繼續在家好。他還說：在家應占六分，出去應占四分。但曾國荃耐不住了，總想早點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國荃為山西巡撫，曾國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嚀萬囑咐，核心是讓老九“宦海之途當知畏”。
曾國藩說：我的情況如此，沅弟你的處境也不妙。你在山西，雖然清靜，但麻煩也不少。山西號稱天下富國，然而京城的銀餉，大部分來自山西。厘金還沒有改動，收入款項與道光年間相差無幾，而開支款項則比以前大為增加。山西離京城又近，銀錢帳目的一絲一毫，戶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開銷太大的名聲，現在既然擔任沒有戰亂的平靜省份的巡撫，那麼，在正務、雜務的各項款項就不能不謹慎節儉，帳目上絲絲入扣。
外界正在擬議讓老弟再次出，赴任之處一定是軍務棘手的地方。現在，山西雖然還沒有賊寇活動，但是，聖上擔心撚軍進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帶。老弟此番上任，似乎應多帶得力的將軍，勇丁則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慣麵食，山西尤其買不到稻米，不像直隸、山東兩省，還呆以由大海或河運設法轉運。弟弟來京，可以從安慶登陸，到徐州與為兄相會，暢談一番。聽說欽差大臣到達山西，實際上是到陝西查辦霞仙（劉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恨啊!
曾國藩比曾國荃年長十四歲，當他四十多歲時曾國荃也才三十，當他五十多歲曾國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國荃總是比哥哥血氣更旺，鬥誌更強。曾國藩看在眼裏急在心上，血氣一旺，遇事就欠冷靜，就往最高處想，就不計後果，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於是麻煩也就接連不斷。
當弟弟率兵收複了兩個省之後，曾國藩便給弟弟寫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複了兩省，功績絕對不能磨滅，根基也極為深固。你隻擔心不能飛黃騰達，不擔心不能安命立身；隻擔心日子不穩適，不擔心歲月不崢嶸：從此以後，你隻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但這是不是說，曾國藩是一個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將心比心地說：
“我也是一個不甘心於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人，近來閱世千變萬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實處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為地位太高，名聲太重，如果不這樣，那麼處處是危途。”又說：我們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將我家視為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都處於危險之中。所以，應該專心講究寬和、謙遜，也許這樣可以處高位而尤危險。我準備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幹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後，你再去轟轟烈烈地大幹一番。
立世大智慧
“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所以我們應在大功告成後，位高權重時，常常想到退引藏拙。
功名不可恃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
——曾國藩
人的職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頤指氣使、得意忘形。而此時的失敗也越多。曾國藩之所以受到一個多世紀的許多偉人、名人之崇拜，成為封建時代最後一尊精神偶像，與他善收晚場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