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翰林院，曾國藩已經是一個做了高官的人，許多人到了他這樣的地位，早已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書本了。可是他卻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闕齋”，並詳細地製訂了日課。
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故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曾國藩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其實胸中並沒有遠大的誌向。隻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像雲中展翅翱翔的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引起九洲的震動；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樣，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
在寫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更是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圖大誌，他寫道：君子立誌，有為大眾謀求幸福、內聖外王的事業，然後，不愧對父母親養育之恩，不愧為天地間一完美無缺的聖人。故而君子的憂慮是什麼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憂慮，是因自己的道德沒進步，學問沒長進而憂慮。如此，他會為頑固不化的小民固執不知改變而憂慮，會為野蠻的夷族擾亂華夏而憂慮，會為小人得誌，封閉了有才有德的人上進的道路而憂慮，會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關注而憂慮，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這才是君子所應當憂慮的。至於個人的得失、家人的溫飽、世俗的榮辱貴賤、流言蜚語，君子是沒有功夫想到這些的。六弟科舉不順，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為，他所憂慮的事情太小了。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說：“故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敗，吏治貪汙，軍事廢弛的社會之杌隉的時代時，曾國藩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尚敢於立此之宏圖大誌。
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就必須要先立誌。正如曾國藩在《五箴》中的《立誌箴》裏說：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譯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箝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叫作進德與修業。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汞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衝動，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控製，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
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一方麵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讀書。但另一方麵，曾氏又不囿於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麼讀書的問題上，曾氏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衛身謀食是人最起碼的生理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著本質的不同。曾氏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而，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時髦、為裝飾之人，總之，是為一體之屈伸。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者，雖有所成，但隻會小成；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們想到周恩來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語。周恩來有一心為國、鞠躬盡瘁的美名於世，足以讓後人世代瞻仰，因而成為一代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