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今人眼裏，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作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已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受《論語？憲問》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影響，從而提出治學有為人與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存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諛世故，追逐大家都好，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因此，有誌於治學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達。
關於為己與為人的區別，曾國藩在《送別劉君椒南歸序》中說得十分詳盡。他說：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的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
曾國藩的這段論述說得何其激昂暢快，願世上那些盲從附和的人聽聽，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也聽聽。不然的話，“群數十百人蟻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氣”，一旦風氣一轉變，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會的東西，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自己。
為他人而讀書，即使有些心得體會，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為自己而讀書，才會更真切地體會到“甘苦寸心知”之含義，一點一滴的收獲都是自己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才會備加珍惜。為自己而讀書的人，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價值，這種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獨創性，而不會被別人的好惡所左右，不會被流俗的見解所羈絆。其標準或尺度完全在於自己，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自由人，而這是一切發明創造最基本的前提。
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並沒有關係。這種現象在當代學者，當代作家中比比皆是。無非是自吹自擂、嘩眾取寵而已。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嗎？再說讀書、治學是一種十分清苦、十分孤獨的事情，古人不是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嗎？讀書治學的人就應該在不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種桃得桃，種杏得杏。
所以，對於有心向學的人，曾國藩會勸你首先得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然後再下一番苦功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淨氣正，無拘無束。
曾國藩曾經一直說讀書應當“治大人之學”，他所說的“大人之學”是指什麼樣的呢？——以周公、孔子為儒家的中堅人物為例，以前的學者稱他們為聖人，他們的學說，可以稱得上是“大人之學”，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成為大人，又是因為什麼？追根究底，不過是“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職”而已；不過是“行為合乎仁義之則”而已；不過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其實，中間並沒有什麼秘密，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所說的“治大人之學”，不過是使得五官百骸都發揮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為合乎仁義而已，同時又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治學目標，不外乎進德修業，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內聖”即學探本源，“外正”即經世文章。曾國藩認為，一個人必須立“內聖外王”之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由於學問探到了本源，所以立誌不凡；由於立誌不凡，所以，他對當時幾乎人人用心的科舉仕宦，大不以為然。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功名富貴，悉由天定，絲毫不能勉強。因而反複勸誡，科名有無遲早，都要坦然處之。他還說：這東西誤人終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進去，最終成為無學無用之人。信中叮嚀：靠得住的隻有進德、修業。認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