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義決不在於科名仕宦，尤其在社會轉型時期，時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無來定賢肖的話，那麼，李林甫之流也是賢肖之人了。
由於時代的急劇變化打破了既定的資格、資曆、門第、出身等種種限製，使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隻是個舉人，但出山後官至浙江巡撫，位至二品大員，席未暇暖，又升任閩浙總督，這主要得益於他的能力。有一段時間，左宗棠以自己未中進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變得消極起來，鹹豐皇帝知道後，通過郭嵩泰給左宗棠傳旨：“趁此年力尚強，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當鹹豐聽郭說四十七歲的左宗棠仍想參加會試，欲取得進士後說：“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為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也須一出辦事為好。”可見，在鹹豐帝心目中，建功立業也是第一位的，為打消左參加會試的念頭，鹹豐特許左不再參加會試，加封“大學士”頭銜，“賜同進士出身”。
從時代發展的高度，曾國藩提出要將科名富貴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層，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國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曾國藩是一個進取心很強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的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做天地間“內聖外王”的完人，這樣才不虛此生，不負社會。
“內聖外王”的理想，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見，曾國藩進德修業的目的，在於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說是成己成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所謂“有民胞物興之理”；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兩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強烈的進取意識
“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
——曾國藩
現代心理學與成功學非常重視心態的作用，竭力主張保持積極的心態、進取的熱情。這種主張是基於一個從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個重要判斷：積極的心態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進器。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為什麼有的人條件看似極好，卻與成功總是無緣，而另一些人卻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贏得事業的成功呢？考察起來，盡管有許多其他條件，但最後總是發現，成功者總是那些積極的人，即那些抱有夢想並且不安分的人。他們或許沒有那些四平八穩者的老成，但也沒有他們的怠惰與消沉。事情就是這樣，隻有狂者能夠進取，也隻有狂者能夠成功。
曾國藩二十一歲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改號“滌生”，意即滌除舊習，煥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時代就“銳意功名，意氣自豪”。立誌“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為光宗耀祖、報效朝廷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種誌向不能不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譬如他在詩中寫道：“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他躊躇滿誌，信心十足：“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他二十三歲考取秀才，二十四歲考取湖南鄉試舉人，然後，遠離家鄉京師會試。但兩次會試都落第了，他並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國藩在功名仕途上的進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強的意誌上的。他寫的《小池》就反映出這種思想：屋後一枯池，夜雨生波瀾。勿言一勺水，會有蛟龍蟠。物理無定資，須臾變眾竅。男兒未蓋棺，進取誰能料。
他還堅信“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醉麵盎背，而後為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遊、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為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幸致哉。”也就是說，人能夠“呼風喚雨”，表麵上看起來是權大勢大，眾人不得不從，實質上隻有品格自立，才能號令天下。
積極的心態和強烈的進取意識，使曾國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同時，更加傾心於經世致用之學。
曾國藩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社會民生。實際上，就是治國平天下之學，與今日的經濟學相比範圍要大得多。我們由一副常見的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便可以看出當日經濟之學，即是經世之學，亦是曾國藩的救國主義。
要學以致用，就不能讀死書、死讀書，乃至讀書死，而必須把書上的知識同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早年在京做官期間，曾國藩便開始究心“實學”了，例如地理知識的學習，常常左圖右書，徹底求索。從軍以後，更是熟讀兵法，並在實踐中加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