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體會到，讀書與用兵也完全是兩回事。古代有些名將，如西漢的韓信、曹參，東漢的皇甫嵩、朱雋，並沒有聽說他們著書立說；近代的戚繼光，能著書立說，但其指揮的戰事並不太大；像孫武這樣的軍事家，有實踐又有理論，畢竟少見。所以說，讀書與用兵完全是兩碼事。但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將軍，就不能不讀書，尤其是兵書。
盡管這樣，曾國藩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好，總覺得尚有背離了自己誌向的地方，他說：“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薄學也；每做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無恒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至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而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誌向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優秀傳統，培養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
社會發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還會固步自封，與世隔絕，過著一種洋洋自得於個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變成一個窮居陋巷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麵對日趨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燒的農民革命烈火，曾國藩充滿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賊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誌士慷慨擊楫之秋，賢者仗策行籌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於這大動蕩的社會之中。
帶著這種強烈的入世心態，早年的曾國藩時時刻刻都在回應時代的召喚和國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將郭子儀慷慨赴國難的人格，說：人們都說郭子儀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嚐不來，揮之未嚐不去。”“任國家驅役，不計個人榮辱進退，此是何等襟懷！”曾國藩感慨道：我今日所處，也不能不如此啊！
為了讓自己融入時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國藩對朝廷安排唯命是從。皇上要他辦團練，他就去辦團練；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滅撚軍，他就去滅撚軍。盡管有時他做得很勉強，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竭力去做。他說自己就像歐陽修那樣：“如有差事，盡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就是要積極參與，不當看客。尤其是在時局危難甚或是個人鬱鬱不得誌之時，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則人世間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隱”者留其名。因此，後來曾國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暫不出山時，曾寫信說：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猝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到處皆坦途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積極人世的人生觀，成就一番大業的機率才會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從個人角度看，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個誌向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無疑會有更大的成功機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君子修己治家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
——曾國藩
人們要蓋房子，必須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堅，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造就完善的人格。這個道理，“四書”之一的《大學》說得最好：“白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麼，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數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僑，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的《日記》中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種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