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語言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玉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
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相反，一遇不順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歇斯底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過了幾天，好友馮樹堂來訪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日記》曰：
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知而不克去，總是此誌頹放耳！可恨可恥”。三月十六日，他出門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飯後，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懲忿無功，潰決至此”。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他的《日記》中載，六月初五日，寫《治心經》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寫《治心經》一本。初十日，又寫《治心經》一冊。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與曾國藩爭辯，曾國藩又動氣，一怒之下將兩位下人一同開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記》又說：“尚為昨事心緒煩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