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國藩看來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習俗染人”。他曾這樣說，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為人，朋友的好壞，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一個人在世上若有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和交流，生活和事業就可能有好的局麵，相反，若交了壞朋友，受到壞的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就可能出現壞的局麵。所以，人才總是一批一批的出現，在某一個時代人才輩出，在某一地區人才輩出。這並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比另一時代的人更傑出，這個地區的人比另一個地區的人更優秀，而是因為這個時代或這個地區的人團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一個令人欽慕的群星燦爛的好局麵。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不一定非得觀察這個人，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時候，楚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名聲大得連楚莊王也知道了，把他傳召到了宮中。莊王問他，“你是怎樣給人看相的？怎樣能預知他人以後的吉凶呢？”他回答說：“我不會給人看相，不過，是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未來。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愛弟，不違法紀，那麼，他家就會一天一天興旺起來，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後必有福。這就是所說的好人。一般當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講信用，重德行，那麼，他就會幫助君王做出許多有益於國家的好事來，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這就是所說的好官。君主聖明，大臣賢能。如果君王有失誤，大臣們會當著您的麵直言勸諫。那麼，國家就會一天天興盛起來，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這樣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會給人看相，隻不過能夠觀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況。”
《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友。”實在是經驗之談。雖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壞朋友，也不得不時常防備別人也把你當成壞人，於是，影響了自己事業，或是無辜壞了自己名聲。
對交友對於人一生賢良與否的深刻認識，使曾國藩更加自覺地去接近那些品學兼優的朋友。
“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從曾國藩的話中，不難看出，他談起良師益友時是多麼興奮！讓我們介紹幾位曾國藩的同鄉好友，這些人在曾國藩的事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寧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病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雄，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必須把握住進退隱顯、出處決斷的好時機。曾國藩為母親回籍奔喪的這段時間，是否出山辦團練，與他一生功業關係極大，其進退為難之際，就全靠了眾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曉喻決斷。
鹹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授為江西省鄉試正考官，奏準回籍探親。當他走到安徽太湖縣的小池驛時，忽接母親江氏去世的訊聞，遂調轉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