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蒞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
言下之意是,守製之事,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確是很重要;但國家危難在即,我雖在守喪之時,但為國家利益、為“匡時救世”擔當應負之責,即使暫時背不孝之名也值得。從此以後,曾國藩雖曆盡千辛萬苦,碰到的困難不計其數,終因受救世人生哲學的驅使,忍辱負重,不敢懈怠,為清廷盡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關的時刻,也在所不辭。如1854年兵敗靖港,憂憤投水欲自盡,被章壽麟等救起,隨後反複掂量,終於鼓足勇氣繼續與太平軍作戰。每次遇到危急時刻,他都“咬牙”堅持,直至把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血腥鎮壓下去。其堅忍不拔的意誌,強硬不折的毅力,均來源於他那維護儒家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救世人生哲學觀。
曾國藩出身於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階級家庭,來自統治階級下層,故其救世人生哲學觀是積極向上的,很少頹廢思想。同時,又由於他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認為隻要拚命去幹,就能達到救世的最終目的。因此,這種救世人生觀,不僅在鹹、同期間對封建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已在19世紀末年乃至20世紀初年,亦在激進民主主義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跡。近代湘籍愛國誌士就有如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等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自立軍起義期間的唐才常,從小就立誌“以天下為任,以救中國為事”,以“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長在湖南鄉下、曾在湘鄉等地求過學的青年毛澤東,在對中國曆史文化遺產的吸收、消化過程中,曾國藩的救世人生哲學對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一生為官用權,去私欲,重天下,是良好的做官心態。正是有了這樣一個難得的平常心態,所以,他才能真正以“匡時救世”為己任,或者說沒有把“匡時救世”當作一塊假牌子,這是他為官幾十載的最大特點。
以存誠自養
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溫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曾國藩
曾國藩以一個書生在仕途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為清朝二百年來漢人第一家。人們認為他一定喜愛大風大浪吧!但實際上曾國藩在養生處事中的哲學與眾不同,特別深刻。曾國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寫給四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安身立命應該從波平浪靜方麵考慮,保持心中平靜順和,千萬不要從翻天覆地,動蕩不安處考慮,雖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無為,但注意平靜為第一原則。生活閱曆千變萬化,總是應該慢慢向平實處用功。“向平實處用功”和“波平浪靜”這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兩點重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