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曾氏殿試成進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舉常例，三甲進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國藩為此而感到羞愧。此後，他更加努力，躋身於翰林行列，更加努力，終於登上了封建仕途的最高階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功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般“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
為此，他將原來的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樹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然君子立誌，誌在何方？曾國藩以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即有為大眾謀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內精通學養，對外振興國家，開創偉業的壯誌。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決心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條，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大顯身手，實現其“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
曾國藩還認為，要實現“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要達到這樣一個人生的最終目的，就必須具有為之奮鬥獻身的精神世界。因為，人生的道路是極其艱難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處於內憂外患一齊襲來的中國近代社會，要扭轉國家的命運，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會更大，需要犧牲的東西會更多。從而，他總結曆史經驗，得出認識，認為古往今來，大抵聖賢豪傑，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願，都是力排萬難，獨任艱巨才達其目的的。因為，“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他在日記中，更以其具體透徹的例子加以說明：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由學問、閱曆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曆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予序笑應之。
道理說得很明白，要成為一代聖賢，要達其“匡時救世”的目的，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沒有奮鬥犧牲、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不行的。進一步說，如果缺乏堅忍不拔的奮鬥犧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負，到頭來於國家、社會乃至個人和家庭都是無益的，終究成不了一代聖賢，人生的意義也就大為淡薄，甚至不複存在了。
正因為曾國藩具有以上這樣一種奮發進取的思想基礎，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為實現這個“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和人生目的而銳意奮鬥。
曾國藩自1838年成進士，1840年授翰林院檢討，自從七品以後，開始了他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來，憑他的學識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學問上專心進取，成為著名的學術大師；但是，為適應他那“匡時救世”的人生哲學的需要，他沒有更進一步向這條與世隔絕、不問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終究不能成為一個十足的學問家，而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風暴席卷東南各省之際，應命出山。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曾國藩想對事態的發展估計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令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當時不打算應命，當即草疏懇請在家守製，具呈亮基代奏。謄就未發，接張亮基函，告知太平軍勢如破竹，挺進東南各地，武漢失守，人心惶惶，懇請曾氏迅速來省城共商大計；好友郭嵩燾亦親至湘鄉力勸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製成法，應命出山而治事。於是，曾國藩毀棄前疏，於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國傳統習俗，父母逝世，兒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製一年或數年以盡孝心。然而，為什麼曾國藩最終還是應命出山。加入與農民起義為敵的行列呢？這在曾氏給清廷的奏折中說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