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現代散文語體的交流屬性與對話方式(3)(1 / 3)

3.濃重的主觀色彩

“傾訴體”散文的宣泄式情感結構決定了它在抒寫上的濃重的主觀色彩,主要表現在情感抒發的直接性和景物描寫的情感性。情感抒發的直接性在前文已有所述,這裏不再贅述。景物描寫的情感性,是散文情景交融的主要手段,“傾訴體”散文並不排斥景物描寫,但它在摹寫景物時,重主觀,輕客觀,注重情感的自我表現,輕客觀描摹。景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抒發情感的一個載體,一個觸動點,一個情感宣泄的激發物,它始終湧流著作者浪漫激情的浪花。鬱達夫的散文就是如此,往往觸景生情,而後一發不可收拾;而前文所舉倪貽德和廬隱兩例也是如此,所有的景物都化成了一腔情思,令人長歎。又如郭沫若的《路畔的薔薇》,清晨散步在林蔭路畔發見的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觸動了作者的情思,薔薇在他的心目中幻化成了“可憐的少女”和“不幸的青年”,於是才有了下麵的一段感歎: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旁被人踐踏了的好吧?

必須指出的是,“傾訴體”散文強烈的主觀色彩,在情調上常常籠罩著極為濃鬱的感傷氣息和幽怨氛圍。在五四時期,感傷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尤其是對一些具有浪漫理想的青年,新思潮喚醒了他們,而覺醒後又一時找不到出路,他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街頭,苦悶甚至彷徨。一方麵理想在召喚著他們,另一方麵現實的黑暗和自身的脆弱又使他們迷失自我,於是他們在激烈的內心矛盾中要麼選擇“獨語”,要麼選擇“傾訴”,而“傾訴”的方式是緩釋痛苦,求得心理平衡的最好宣泄方式。具有浪漫激情的創造社作家,其散文所訴說的感傷溢於言表。鬱達夫在《蔦蘿集·自序》中說:“人生終究是悲苦的結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樂兩字。”他的散文就是他的痛苦、憂傷和憤懣的真實宣泄。又如成仿吾在《太湖遊記》中,麵對眼前的美景,仍無法排遣心中的苦悶,聯想的是悲傷的往事,“隱憂一來,我眼前的世界忽然杳無痕跡了。一片荒漠的‘虛無’逼近我來,我如一隻小鳥在昏暗之中升沉,又如一片孤帆在荒海之中漂泊”。眼前有景道不得,觸目是美景,感懷的是傷悲,筆觸所指是對現實的詛咒。

而廬隱、石評梅、陸晶清等女性作家,由於人生的坎坷和情感的挫折,在她們的散文中,更是呈現出一種如泣如訴的藝術氛圍。廬隱的“我寄我的深愁於流水,我將我的苦悶付清光”,石評梅的“我黷無一語,總是背著行囊,整天整夜的向前走,也不知何處是我的歸處?”(《訪廬隱》),陸晶清的“教我們向哪裏去找歸宿,向哪裏去駐足?”(《綠屋》)彌漫著一股憂傷和哀怨之氣。由於女性纖細敏感的氣質,她們更善於體察微妙的內心世界,而女性與生俱來的脆弱又容易滋生種種鬱結,她們更需要有一個對象能傾聽她們的傾訴。因而,她們的散文在語體上就很容易選擇“傾訴”的方式。

(二)鬱達夫的傾訴體散文:零餘者的感傷之歌

鬱達夫的傾訴體散文,主要集中在早期,如《歸航》、《還鄉記》、《還鄉後記》、《零餘者》、《一個人在途上》等,他的抒寫不隻是個人感受和自我情感的表達,更多時候是一種靈魂的傾訴,他真誠地向愛人,向友人,或向讀者傾訴著自己或苦悶,或掙紮,或感傷,或頹廢,或激憤的情緒,傾訴著靈魂深處種種卑微的思想。有論者認為:“鬱達夫的散文裏有一個傾聽者,話語的交流意向十分強烈。他總是在講敘,講事情的經過,講他的思想和情感的波動。特別是在他的早期散文創作中,傾訴的欲望非常強烈。”【29】他的傾訴體散文“實在是最深切的、最哀婉的一個受了傷的靈魂的叫喊”。他“有時高笑,有時痛哭”(《還鄉記》),任憑一腔哀情怨氣傾瀉而出。

論才論貌,在中國的二萬萬男子中間,我也不一定說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會變成這樣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麼罪來?我生在什麼星的底下的?我難道真沒有享受快樂的資格的麼?我不能信,我怎麼也不能信。

——《還鄉記》

——啊啊,就是這幾塊錢,還是昨天從母親那裏寄出來的,我對於母親有什麼用處呢?我對於家庭有什麼用處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總有人會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會生他的,我完全是一個無用之人嚇,我依舊是一個無用之人嚇!

——《零餘者》

讀鬱達夫的散文,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他那種發自肺腑的聲音。他總是在說,在不停地說,說他的故事,說他的經曆,說他的生的苦悶,說他的靈魂懺悔。渴望交流,渴望分享,這就是鬱達夫傾訴體散文的語體交際本質。他在《還鄉記》中這樣寫道:“像這樣的毫無係統,漫無頭緒的談話,我們不談則已,一談起頭,非要談到傀儡消盡,悲憤泄完的時候不止。”這段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鬱達夫對自己散文的“傾訴”特性的極好自白。

所以,他的傾訴往往汪洋恣肆,一瀉千裏,有一種不蕩盡胸中鬱氣不罷休的氣勢。《北國的微音》、《一封信》、《給沫若》、《海上通信》等,以滔滔不絕的充沛文氣,抒寫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失意處境,詛咒現實世界的不公與黑暗,有時伴隨著強烈的呼號式語氣。

欺人的“無望之望”喲,我詛咒你,我詛咒你!……拿起筆來,順了我苦悶的心狀,寫了這麼半天,我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像這樣的寫下去,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把我胸中壓住的一塊鉛鐵吐露和出來。啊啊,M,F,我還是不寫了罷,我還是不寫的好……不過……不過這樣的沉默過去,我怕今晚上就要發狂,睡是橫豎睡不著了,難道竟這樣呆呆的坐到天明麼?這綿綿的長夜,又如何減縮得來呢?

——《一封信》

甚至於在他的日記中,我們竟也可以看到這種激蕩的呼號:啊啊!以後我不知道自家更是沒有什麼作為了,我很想振作。我因為膽小,有許多牢騷不敢發。可憐我也老了,膽量縮小了。

——《勞生日記》1926年11月11日

這樣的文字,雖顯得過於直露,會讓人感覺缺乏藝術的蘊藉,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唯其熱情坦白,才讓我們有可能以更近的距離傾聽作者的訴說,聆聽作者赤子之心的跳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鬱達夫的遊記散文中,也時常會出現一些傾訴式的話語,如《感傷的行旅》、《揚州舊夢寄語堂》等,在自然風物的描繪中,融進了對現實與人生的思考,滲透著自己痛苦的感受和抑鬱的情懷。《青島、濟南、北平、北戴河巡遊》,麵對陽山碣石的青峰,灤河蜿蜒的美景,他時而感慨:“何嚐沒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河山,現在都拱手讓人拿去築路開礦,來打我們中國了。”時而憤懣:“教我們小百姓又有什麼法子呢?”傾訴著河山破碎、家國維艱的憂國憂民之心。這一傾訴,已不僅僅是個人的悲歎,而已成為民族的苦難傾訴。

鬱達夫的傾訴是率直的、坦誠的,他從不掩飾自己內心的真實。

鬱達夫十分看重藝術的“真”,認為“文學作品是作家的自敘傳”,一再宣稱,“藝術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藝術的價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把握自然將自然再現出來,是藝術家的本分。把握得牢,再現得切,將天真赤裸裸地提示到我們的五官前頭來的,便是最好的藝術品”。【30】他對日記文學的提倡,也就是因為日記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真”:“無論什麼話,什麼幻想,什麼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地記敘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說”。“可以使真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的中間受催眠暗示”。【31】他的散文,正是他的這種藝術觀的最好的注腳。他以驚人的坦率,以自剖式的文字,將自我的靈魂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們麵前。他在傾訴的同時,又在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既剖析自己受壓抑的生的苦悶,也剖析自己被扭曲的消極與頹廢。

《歸航》、《還鄉記》、《還鄉後記》、《零餘者》、《一封信》、《立秋之夜》、《北國的微音》、《小春天氣》、《一個人在途上》等,真實地記錄了鬱達夫“零餘者”式的自傷自悼與頹廢的精神傾向。

《歸航》和《還鄉記》是兩個在時間上有著明顯連續性的作品,前者記述了離日歸國的複雜情緒,在島國漂泊十年,“同玫瑰似的青春”消磨在異鄉,也受了不少的淩辱,甚至再也不願踏上這裏半步,作者將“十年中積下來的對日本的憤恨與悲哀”,一覽無遺地傾吐在對日本的詛咒中。但真的“到了將離的時候,我倒反而生起一種不忍與她訣別的心來”。而當想起歸國後前途時,一種無法把握的迷惘緊緊地揪住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心:“我在那無情的島國上,受了十幾年的苦,若回到故國之後,仍不得不受社會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真實地反映了作者內心的痛楚與矛盾。

後者是記敘歸國後回故裏的遭際與心境,通過“還鄉”窘境的描述,傾訴著一個零餘者的不幸與悲愁。行囊羞澀,一事無成,連乘船的錢都不夠,隻好走一段路,再乘一段船。到了家怕見家人,要等到天黑才敢從後門摸進屋裏。“你回來了麼?你在外國住了幾十年,學了些什麼回來?你的能力怎麼不拿些出來讓我們看看?現在你有養老婆兒子的本領了麼?哈哈!你讀出學術,到頭來還是歸到鄉間去齧你祖宗的積蓄?”這樣的自責在文中隨處可見,將一個在國外備受歧視,還鄉時又悔對江東父老的“零餘者”的心態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