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以諫，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為臣之道的基本要求，是文臣武將應盡的職責。武死戰，文死諫，曆來被視為忠臣之舉。中國自古以來曆朝曆代都不乏以諍諫而聞名的諍臣諫士，然而能稱得上中國古代諍臣諫士之典範者，當首推唐初名相魏征。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魏征早年值隋末戰亂，曾投瓦崗起義軍，後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圖籍的洗馬官。太宗即位，先充諫議大夫，繼任侍中。貞觀十七年（643年）病卒於任。魏征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於犯顏直諫著稱。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諫言，雖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曾先後諍諫200多事，勸誡太宗以曆史的教訓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不受到采納。
魏征遵循封建儒家正統，強調“明德慎罰”，“惟刑之恤”，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德、禮、誠、信，一個聖明的君主，為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於踐行仁義；僅憑法律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為是辦不到的。“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國家之需要有刑罰，比作駕車的人之需要有馬鞭，馬匹盡力跑時，馬鞭便沒有用處；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合乎仁義，那麼刑罰也就沒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罰畢竟是不可少的，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權衡，時代的準繩，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輕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執法時“誌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而決不可“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否則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訟息”。這一點對君主來說尤其重要。所以在進諫時，他總是特別要求太宗率先嚴格遵守法製以督責臣下。在聽訟理獄方麵，他特別強調“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做到“求實”，而不“飾實”，嚴防獄吏舞文弄法，離開事實去嚴訊旁求，造成冤濫。他自己每奉詔參與尚書省評理疑難案件，都按照這些思想，著眼於大體，公平執法，依情理處斷，做到“人人悅服”。魏征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又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裏。
魏征的直言敢諫在貞觀之治中曾發揮了極為突出的作用，唐太宗屢屢給予高度評價，在魏征去世後更讚譽他是助君知得失的“人鏡”。魏征直言敢諫的精神，始終影響著後來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臣僚，影響著大批的誌士仁人，成為千秋金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