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君臣二人的關係有其消極的一麵，但積極的方麵仍應居於支配地位。唐太宗不但承認：“貞觀以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而且把他和魏征，與苻堅同王猛的關係相比擬，甚至把魏征比作當今的諸葛亮，作為皇帝的諫臣，魏征對唐太宗的立國思想和政治路線的確立方麵，確實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盡管他掌權有限，實績不多，對唐太宗時期的具體政務並無太多的操持和籌劃，但他對於整個唐代的政治方向和原則方針卻起了總策劃人的作用。
李世民即位後於第二年（627年）改年號為“貞觀”，對全國統治達23年之久，直到去世，“貞觀”的年號一直沒變。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唐朝在各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的一段黃金盛世。曆代人對太宗這一統治時期的政績和功業大加讚頌，稱之為“貞觀之治”。導致這一局麵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賴於唐太宗的英明領導，也有賴於無數臣民的共同努力。“貞觀之治”是當時君臣齊心協力、精誠合作的產物。唐太宗對貞觀之治的貢獻當然是極其巨大的，他是當時上演這出精彩大戲的頭號主角，曆來獲得的讚譽已經夠多了。但是，群臣也都在給唐太宗甘當配角，都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和表現，替唐太宗幫著忙、出著力、操著心，他們像一群稱職而又盡心賣力的演員，與唐太宗共同將貞觀之治這幕曆史劇演得非常精彩，獲得巨大成功。而從貞觀元年（627年）到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征以諫臣的身份，向太宗提出了大量的建議和意見，發表了許多言論，從而構成了魏征的學說和思想體係，也形成了唐太宗時期的國策和路線。
前麵已經講過，魏征在“玄武門之變”後，是以東宮黨人的罪犯身份出現在唐太宗麵前的。好不容易得到唐太宗的寬大和原諒，但原秦王府舊部中的許多人卻不原諒他，像魏征這種昔日的敵人，如今在新政權裏，本應是戰戰兢兢服從指揮，老老實實地做人，可他剛被任命為詹事主簿、諫議大夫這芝麻大的小官，就不知天高地厚，在奉命宣慰山東時，竟敢擅自做主，私放建成黨羽，回京後不但沒有受到處理，反而通過一番花言巧語，搏得皇上的表揚和讚許，這真是太不像話了！可是，盡管那班秦府舊屬憤憤不平，但因為有唐太宗的肯定，他們也隻好憋住這口惡氣，隱忍在胸，沒有向魏征去發泄。魏征並沒有在乎朝中人們的心情和態度，他的確有些旁若無人，一涉及事關真理與謬誤，大是與大非時，他就顧不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按捺不住自己的秉性，定要挺身上前，爭個高低，辯個究竟。例如，唐太宗剛即位的時候，召開了一次朝廷百僚大會，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教化”問題，即經過十年大亂之後一個百業凋敝、萬戶殘破的社會如何治理和振興？這種社會狀況之下的人民該如何去統治？對此，唐太宗當時也是心中沒有底，信心很是不足。魏征針對唐太宗的憂慮和擔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長期處於和平安定社會中的人民，容易生出驕狂和怠慢，這樣就不好去教育和管理了；遭受過戰亂的人民，愁苦不堪，發愁吃苦的人最向往和平安定，所以最聽話，最容易教育和管理。因而大亂之後治理國家，就像餓極了的人渴望吃東西一樣，來得更快、更自覺。”唐太宗認為很有道理，但卻認為：“善人治理國家也要經過百年的工夫，況且在今日？”魏征不同意，他認為：“聖明地治理國家，就像聲音立即有回響一樣，一年之內必可見到效果，三年見到成績都太晚了，哪用百年？”當時的宰相封德彝認為魏征在吹牛，唱高調，勸唐太宗不要聽他的話。封德彝認為：“上古以來，一直到今，人心一天比一天變得奸詐，秦朝想用嚴刑峻法，漢朝想用霸王之道，都想把人心收攏過來，但都沒有成功，要是能夠教化過來，他們難道不想去教化嗎？魏征隻是一介書生，不識時務，妄談高調，若聽從他的說法，國家必敗。”魏征不顧地位的懸殊，絲毫不被宰相的高位嚇退，針鋒相對地質問封德彝：“古代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伐夏桀，武王伐紂，都能達到天下大治，他們哪個不是在天下大亂之時創造出大治社會的？如果按照封大人的論調，人心今不如昔，一天比一天變壞，那麼今天的人民都可以成為魔鬼了，還談什麼治理國家呢？現在的問題是采用什麼辦法治理國家，而不是人民能不能教化和治理。”由於唐太宗采納了魏征的意見，幾年之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關於教化問題的討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其結論被唐太宗作為貞觀時期製定國策的理論基礎，對數十年的全國大政方針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由於魏征越來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大臣的不滿和嫉妒。魏征不但在關於教化問題辯論中成了得勝者，又在有關以威刑肅天下的大政方針的討論中，以否定的態度，推翻了以威刑為主統治人民的主張，提出應推行以愛民厚俗的王政，唐太宗再一次站在魏征一邊，同意了他的主張。那些像封德彝一樣持不同政見者，對小小的魏征如此鋒芒畢露，咄咄逼人，早已心存不快，如今幾次三番，恃寵放言，據理力駁，挫敗大臣的建議，頂回上司的計劃，更是引起許多人的怨恨。魏征這個人真的應了“大智若愚”的成語，他在政治上的大智大慧，對國家興亡和社會盛衰的遠見卓識，曆史早就公認了他無愧於“大政治家”的稱號。可就是這個精通政治的大家，卻對於政治圈子裏的小氣候、小手段、小伎倆、小糾葛、小陰謀等，是那樣地一竅不通，有時甚至到了傻乎乎的程度。他不會察言觀色，不會見風使舵、不會阿諛逢迎、不會拉幫結派、不會投機取巧、不會兩麵三刀、不會欺上瞞下、不會防嫌避忌、不會明哲保身……他的現實表現，一點也不像個政客，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他的書生氣其實是有家庭傳統的，甚至有些遺傳因素在裏麵，魏征的少年不事生業，讀書興趣大，又不隻潛心儒學，鑽研一經，而是多所通涉，泛讀典籍，尤其是喜歡研究縱橫之術，說明他落拓不群，誌向甚高，理想成分很重，他的青少年時期的突出表現，就是總把學問當成政治，而一旦投入政治，他又以執著的秉性去探索政治的真諦，而忘卻自己身處俗世和人事的複雜紛擾，甚至不顧個人的得失成敗，一味地把政治當成學問去對待。這種在追求理想、抒發誌向時把學問當成政治；在麵臨現實、對待事業時又把政治當成學問的表現，是魏征富有濃厚的書生氣的典型反映，不獨魏征，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本性莫不如此，自古至今，概不例外！
魏征的這種不拘小節的性格，不顧嫌疑的磊落行為，唐太宗是理解的，欣賞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都欣賞。他由一個有罪的前太子黨人一躍而成為尚書右丞，一下變成能夠經常出入皇上寢宮內的寵信之臣，成了唐太宗幾天不見就有點想念的有分量的大紅人，至少導致了三個方麵的人心中不快和不滿。
一類人是封德彝之輩，這種人陰險狡詐，詭計多端，早在隋朝做官時，就以會耍詭計、玩手段而著稱。封德彝這樣的人談不上什麼仁義信用，而隻是靠熟悉前朝典章製度，精通官場人事和文章而進入唐朝高層權力集團，但在唐太宗即位後沒有做出什麼顯著成績和建樹，全靠善於逢迎主上、傾軋同僚而保住地位。他在朝堂上的觀點遭到魏征的駁斥，一個高高在上的宰相竟敗在小人物魏征的手上，焉有不痛恨之理？好在封德彝也不是唐太宗的舊部親信，而且在上層人物中人緣極差，況且行將就木，日薄西山，是李世民將要遺棄的無用元老，所以他對魏征還不太構成多大的麻煩和威脅。
另一類人就是原秦王府舊屬諸大臣。他們當中主要人物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程知節、褚亮、虞世南等一大批文武舊部。唐太宗即位不久，房玄齡就作為這批人的代表，向唐太宗提意見：“秦王府老部下中許多沒有被提拔升遷的人，都充滿了牢騷埋怨之情，說他們侍奉在皇上左右那麼多年了，出生入死，肝腦塗地，堅定不二，忠心耿耿，如今安排官職，卻還比不上前太子宮和齊王府裏的人，真讓人寒心，大家心裏確實想不通啊！”這裏所指的原太子宮和齊王府舊黨，顯然包括了魏征、王珪、韋挺等人。原秦王府舊屬諸人認為他們才是唐太宗的嫡係，是名正言順的政權接管者，是有充足理由享受高官厚祿的。不料唐太宗對人事的安排並沒有像他們所想的那樣，純粹地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思路去做，並沒有全用舊部，“盡除異己”，而是酌情而定，適當地閑置了一批自己過去的忠誠部屬，而大膽提拔進用一些從前的“敵對”“異己”人物。政權班子的組建和人事組織的安排曆來是政治性最強、最敏感的問題，是一切人最為關注的重中之重。唐太宗不僅留用了魏征等人，而且還日益信任和重視，那些在新政權建立後即被閑置和冷落的人，自然把對老主子李世民的埋怨和不滿轉移到魏征等人的身上，並且由埋怨和不滿激化成為憤怒和仇恨！要不是有唐太宗的出麵解釋和極力維持，秦王府那幫老部下早就將魏征等人趕出京城，甚至會動手把他們一刀劈成幾段！
唐太宗是不會讓自己的昔日嫡係部下過分地放肆的，他深諳人君馭人之術，往日的功臣，不能讓他們過分抱成一團，形成一個無法駕馭的勢力，而是要采取適當的抑製政策，削弱他們在新政權中的比重；對於昔日的敵對勢力和異己力量，則盡可能施以恩惠，示以寬大，適當吸收一些德才兼備的有用之士，來弱化或消除敵對勢力對新政權的仇視和疑慮，盡可能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盡可能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況且將這樣的人引進一些到新政權裏，還可以起到抵製老部下和心腹嫡係力量的作用，以達到權力平衡，由皇帝自由調節和控製的目的。當然，唐太宗內心所想是一回事，卻不能實話實說，嘴巴上講出來的話，必須冠冕堂皇：“君王必須至公無私，才能讓天下人心悅誠服，朕和你們每天所吃的飯，都是人民給的，設官分職，都是為了人民，本應選擇賢才而任用，豈能夠以是否是嫡係，是否是老部下而分先後主次呢？如果是德才兼備的賢人，哪怕沒有背景我也要任用；若沒有什麼本領又無德行，哪怕是我的老關係，也不能提拔重用他。今天，你們不管人本身德才行不行，隻看到過去的部下沒有被重用就牢騷滿腹、埋怨不已，這還成什麼體統？你們還考慮到國家的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