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類人是某些皇親國戚，也不滿魏征的“小人得誌”。比如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但看不慣魏征這類在打江山、建立國家的過程中一天仗都沒打過的一介書生，光靠給皇上寫幾條建議就漸漸走紅，他甚至連唐太宗最重要的謀臣和心腹房玄齡、杜如晦等重臣也瞧不起。當唐太宗登上帝位，大封功臣之時，李神通就當著文武百官的麵向唐太宗提意見，對功臣的排列先後和功勳的大小評定提出反對性看法：“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魏征連爭功的資格都沒有，李神通自然更不把他放在眼裏。可是，短短幾個月之後，情況竟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昨天還在開國功臣中連名字都找不著的魏征，今天卻可以人模人樣地在朝堂與宰相爭辯國家大事，甚至能夠在皇上麵前昂首挺胸，侃侃而談，敢對國家大政方針指手畫腳、評頭論足；而像自己這樣尊貴無比的皇叔、昔日浴血奮戰的開國元勳，卻遭到了皇上的冷落，在國家的大是大非上，根本沒讓自己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難道居功至偉、親貴威嚴的王爺竟比不上一個尚書右丞，真是豈有此理！
三股源流不同的洶洶之水，一齊向魏征湧來。可淳樸無邪的魏征依舊在幹他想幹的事，絲毫未理會這些來自暗處的算計和陷害。自己剛剛在政壇站穩腳跟，幾道諫疏被唐太宗欣然采納了，他就抑製不住興奮之情，開始以天下為己任的架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盡情敞開心扉，向皇上坦露自己的一切，甚至還越俎代庖，不顧自己的官位低微，還向皇上薦舉起人才來了！貞觀元年（627年），他上表極力推薦杜正倫，認為這個人古今難匹，是個棟梁之才。唐太宗同意魏征的推薦，立即任命杜正倫為兵部員外郎。那些早就恨著魏征的人，見魏征竟然幹預起朝廷的用人大權，就再也坐不住了，於是他們尋找借口，認為魏征是在為親戚謀私，為了拉幫結派，樹立朋黨，向唐太宗參了魏征一本。唐太宗聞奏大驚，急忙責成最高監察官禦史大夫溫彥博專門調查處理魏征一案。這溫彥博是溫大雅的弟弟，隋末時期就與兄長大雅一樣在士大夫中間享有盛名，認為是未來宰相之才。隋末大亂後，曾當過羅藝的總管府司馬，因為勸羅藝歸唐有功，入唐後被唐高祖任命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沒過多久，就調到長安，當上中書侍郎，封為河西郡公，隨後在與突厥的一次戰爭中，兵敗被俘，滯留在陰山沙漠達數年之久，直到唐太宗即位後，才回歸朝廷，當上了吏部侍郎，在考校和任免官吏的過程中，辦事不太公道，無數官員不服，他們經常在吏部衙門與溫彥博大吵大鬧。溫彥博恰恰是個能爭善辯會吵架的人，與人爭吵不休，在朝廷大臣中留下很壞的印象。唐太宗把魏征的案子交給溫彥博負責，他能夠處理得好嗎？果然，溫彥博煞有介事地調查一番，自然毫無結果，杜正倫與魏征屬八竿子也打不著的關係，根本沒有親戚關係；再從政治背景上看，杜正倫原屬秦王府文學館的學士，與前太子黨人、齊王府舊部也沒有半點瓜葛。所以，說魏征薦舉杜正倫是“阿黨親戚”，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純屬造謠誣陷。可是溫彥博與那幫暗恨魏征的人一樣，對魏征也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抵觸和反感，可能是出於文人相輕的緣故，自己早在隋末已是文名滿天下，那時誰認得你魏征？如今憑幾篇奏議論疏就打動了皇上，不知天高地厚地大發議論，膽敢指點江山，評點國是，連封德彝這樣的老前輩也敢頂撞，真是個狂妄之徒！也可能是出自同僚的嫉妒之心，盡管自己從年齡、資曆和當前的地位上看，本沒有必要去嫉妒各方麵不如自己的人，但他還是出於一種從骨子裏輕蔑魏征的偏見，看不慣魏征的得誌。因為魏征不是出身於士族顯宦之家，也沒有值得炫耀的功名和聲譽，沒有卓著的功績，單靠一張嘴皮一支筆，就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機遇，太便宜他了。不煞一煞他的傲氣，滅一滅他的狂妄，他更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於是，溫彥博在無法抓住魏征的任何把柄的遺憾之餘，仍不依不饒向皇帝參了一本：魏征雖然沒有“阿黨親戚”的確鑿證據，但他為人處世“不存形跡”，是非常錯誤的，望皇上仍然要對他嚴加處理。
“不存形跡”是什麼意思呢？用如今的話來解釋，就是不顧忌自己的言行，不注意影響，即使沒犯什麼錯誤和罪過，但是為人處世不考慮分寸，惹得別人有想法、有意見，所以，仍應看作一種毛病，一種缺點，甚至是不能容忍的錯誤！說穿了，用“不存形跡”來攻擊魏征，是對魏征懷有仇恨的人陰暗心理的典型表現，找不到真憑實據，就捕風捉影；連風影都捕捉不到，就隻好用莫須有的東西來攻擊，達到泄憤解恨的目的。可是，就是這樣一種無中生有、生編硬造出來的“罪名”，竟然能堂而皇之地寫進了對魏征的調查結論裏，而且竟然對唐太宗產生了影響。盡管唐太宗也發覺這種結論的無聊和荒唐，但架不住眾口一詞，明知對魏征有些委屈、冤枉、不公正，卻依然迫不得已地在奏本上大筆一批：“希望魏卿今後要注意形跡。”並且指定由溫彥博去對魏征進行批評教育。魏征見唐太宗的表態和批示，不禁大為驚詫和難過。其他任何大臣官員，對他誤解也好，不滿也罷，甚至因仇恨和憤怒對他誣蔑、誹謗、羅織罪名，他都可以不去計較，不去理會，都可以泰然處之，從容受之。可是唐太宗竟然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明令自己從今往後不得“不存形跡”，這可讓魏征受不了。身為皇上，口銜天憲，萬歲爺一句話，就是億兆臣民不可違抗的天條呀！連你也不辨是非，照著別有用心的佞臣的話，依樣畫葫蘆地指責我“不存形跡”，性質就大不相同了。我到底犯了哪條哪款？憑什麼要忍受這莫須有的罪名？這種冤屈再不辨明，我還真的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犯錯的人了。況且，某些臣僚居心不良，執法不公，辦事不當，尚可容忍，不去計較，因為影響有限，危害不大，倘若是皇上苟且因循、不辨是非、言有疏忽、行有閃失，卻事關重大，非同小可了！皇上對我下了如此的結論，作為個人來講，犧牲些名聲，損失些體麵，背負些委屈，承受些冤枉，經些打擊和磨難，甚至丟官去職、身陷囹圄，我都可以認了，都可以不在乎，不吱聲。可是，這樣的搞法，分明已不隻是我魏征個人是非榮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君王如何分辨忠賢、判斷是非的問題，關係到天下臣民行為規範的趨向和標準，關係到到底要提倡什麼樣的工作作風、辦事原則、做人標準和社會風氣的問題。因此，魏征不能無聲隱忍，他要向皇帝亮明自己的看法，他也同樣要求皇帝就此事給個說法，將這一切的大是大非搞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沒過幾天，魏征等待到了一個入見唐太宗的機會，果真就此問題向皇上開展了論戰，他開門見山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臣聽說過君和臣之間要想協調默契，必須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這樣的道理。要是君臣之間、上下之間，不顧國家利益，不講大是大非，而隻注意‘形跡’，都時刻考慮什麼分寸、影響，老想著每做一件事，每說一句話，別人會怎麼看、怎麼想，長此以往，每個人必將顧慮重重，放不開手腳，又怎能全心全意、無私無畏地替國家辦事效勞呢？那麼，這樣的局麵下，國家的前途命運是何結果？是興是亡就沒辦法說了。”唐太宗是何等聰明之人，他馬上反應過來，說道：“朕已經明白了，對前幾天說的話，朕已經感到後悔了。”說完，唐太宗便作沉痛悔過狀，和顏悅色地望著魏征，眼中還流露出期求原諒、盼望和解的神色。可倔強的魏征卻並不就此罷休，自己的心願還沒有表達完呢。隻見他上前一步，彎腰下拜，然後滿臉嚴肅地對唐太宗說道：“希望陛下讓我做個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聽著這一字一頓的話，看著這嚴肅萬分的臉，唐太宗不由心裏一陣慌亂，一下子被搞懵了，不禁急切地問道：“做良臣、做忠臣都是好事呀，愛卿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難道忠臣與良臣有什麼區別嗎？”魏征依然滿臉深沉地鄭重回答道：“兩者當然不一樣。比如舜時的後稷、契、皋陶等人屬於良臣，而像夏末的關龍逄、商末的比幹等人就屬於忠臣。做良臣是本人獲千古美名，君王也光耀百世，君臣兩全其美，子孫代代相傳，福祿綿長無疆；而忠臣卻不一樣，靠丟性命換取忠貞成仁的名聲，而他的君王必然背上大惡的臭名，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國家終究逃不掉滅亡的命運，忠臣的名稱再怎麼美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從這種角度去看，忠臣和良臣之間，相去太遠了，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唐太宗認真地聽著，並且陷入了沉思。過了好半天，他才回過神來，感慨萬分的抓住魏征的手，喃喃說道：“有道理，有道理！魏愛卿講得好啊！”動情之下，竟握著魏征的手，久久沒有鬆開，直到魏征起身告別時，唐太宗還依依不舍地送出宮門，並且立刻傳令，賜給魏征500匹絹，以聊表對魏征的感激和鼓勵。
到了貞觀二年（628年），魏征總算是在四麵的夾擊中艱難地挺了過來，在唐太宗創立的貞觀政權中站穩了腳跟，他的觀念，他的設想，他的勸告和建議，都化作唐太宗的一道道指令而頓時產生了法律化和製度化的效力。在欣喜地看到這一良好開端的同時，魏征不禁感慨萬千：創造一個好的政治局麵並且始終保持清新向上的政治空氣，是多麼的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