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封建時代，我國國家政治體製基本上是兩種，周代是封建製，從秦開始一直到清是郡縣製，但是在秦以後的較長時期中，經常有人想恢複封建製，於是便常有爭論。
這裏所謂的封建製，是指分封諸侯的意思。周朝建立後，將西起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東至圃田澤（在今河南中牟縣西）的渭、涇、河、洛地帶的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由周王直接管轄，稱為王畿，而將其餘土地和民眾，分別分給王室子弟及功臣，受封者稱諸侯，他們在自己分封的地區裏，有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其實就是一個國家，但因隸屬於周王，所以稱屬國。屬國必須定期朝見周王並貢獻本國的土產和周王需要的物資，承擔保衛王室的義務，所以又稱藩國。藩國與王室有嚴格的隸屬關係，王權比藩國林立的夏、商時期集中，這對鞏固和擴大西周王朝起了積極作用，因此這種封建製在當時是進步的。然而由於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發展的不平衡，勢力強大的諸侯國，開始侵占乃至消滅小國，把小國的土地和人民據為己有，而且不服從周王號令，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分裂，戰亂不已。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將全國分為36郡，郡轄縣，郡、縣由中央直接管理，郡、縣長官郡守、縣令（縣長）由朝廷直接委派，財政收入一律上繳朝廷，這種體製稱郡縣製。郡縣製將一切權力集中朝廷，有利於國家的管理和穩定，比封建製當然更合理，所以一直為秦以後各朝沿襲。
自秦漢以後，曆代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消除封建割據的禍根，對分封製度不斷進行改革。漢時劉邦實行郡縣、封王混合的製度，想借此互相牽製的辦法，利用分封的王侯來保衛皇室，鞏固中央的統治。經西漢文景帝和武帝的削藩集權中央，以及東漢光武帝的改革，分封諸侯的土地越來越少，諸侯在地方上無行政、司法、軍事諸方麵的權力，而隻能享受征收當地百姓租稅的權力。魏晉南北朝之後，王侯封爵逐漸成為虛封，並無土地之實，諸王一般並不離開京城。王國的租帛賬冊由中央管理，諸王如果至國就封，必須兼州牧刺史或將軍等官職，否則毫無實權。至隋朝時，王侯封爵不但完全成為虛封，諸王所食封戶的租帛，不歸諸王征收，而改由朝廷的內府支給，也就是說，王侯封爵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支配。至此，王侯製度在地方行政製度中已完全被排除，失去了它應有的地位。總之，分封製演變說明，諸侯的權力、地位越削越小，及至有名無實成為虛封，這是幾百年的曆史發展趨勢，是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必然結果。
唐高祖受禪時，因天下未定，便超越常規，廣封宗室，想以此威鎮天下，同時為了取得宗室的支持，封皇帝的堂兄弟和兄弟之子數十人皆為郡王，這不僅增加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並且不利於中央集權的鞏固。
貞觀元年（627年）七月，李世民的政權剛穩定不久，他就向大臣們征詢過意見，如何才能使子孫長享富貴，永葆社稷平安。左仆射蕭瑀回答說：“分封諸侯的辦法，確實可以遵照實行。”在中央集權已鞏固確立的時代，蕭瑀的主張無疑是政治上的倒退，但世民卻認為正確，於是分封諸侯的事便開始在大臣中議論開來，不過那時還隻是私下交換意見，並沒正式提出來討論，但魏征已預感到這事很不簡單，然事關重大，他得充分準備，認真思考。
經過半年多的醞釀，貞觀二年（628年）世民下令讓大臣就分封諸侯的事公開發表意見。封德彝首先表示讚同，說：“萬歲真乃聖明。依臣之見，我們大唐帝國還是應該推行周朝的分封製比較合適。”
李世民就問：“那麼依卿的看法，這分封的事情，得怎麼樣實行呢？”
封德彝的意見是：陛下可以分別設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同姓的和異姓的功臣為諸侯，在各地建立諸侯國政權，以作為天朝的藩屏，向天朝進獻貢物，提供兵耗和擔負徭役等。這種做法，在我國的曆史上，早就有成功的範例了，比如周朝開始實行分封諸侯製，使自己的國家固若磐石，相傳800餘年。
李世民對他的意見表示讚同。
然而，對於封德彝的這一套說法，魏征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公開地要求聖上名正言順地搞複古倒退，照這樣下去，剛剛統一的大唐帝國，又要陷入各自為政，甚至形成地方分裂、割據的局麵。魏征對封老大人當然得客氣點，但是意見還是得說。他先是對封大人精通國史，對周朝的封建製度很有研究，魏征深表敬佩，然後話鋒一轉，提出今天的大唐帝國，早已經不是昨天的周朝了，當今聖上，也絕非已故的周天子所能比，時事已經變遷，江山也已移異，如果我們仍然抱殘守缺，因循複舊，那就正如刻舟求劍，正是南轅北轍，事與願違！
李世民一聽魏征的話覺得也有道理，但是，他感到魏征還沒把其中的道理論述得深刻、詳盡，還須要有更具體的闡述才好。李世民在這個關係到國家大政方針的問題上，不想草率，他想認真、廣泛地聽聽大家的想法，所以，他也不想對某一種說法表示可否，他要眾愛卿都暢所欲言，有什麼想法就說什麼想法，不要拘束。
權萬紀正琢磨封德彝和魏征的爭論，聽皇上這麼一說，就想試探一下。